耻感·罪感和底线伦理
（3）、"金钱至上"。金钱至上的确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特色。但所谓金钱至上，主要是指一切都商业化，一切都成了买卖关系，一切都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而商业化的前提又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维系市场规则的则是完整严明的法律体系。还有，商业舞弊不但要负法律责任，还会失去道德信誉，而无信誉者在市场经济占主导的社会里是无法生存的。然而，我们社会中的"金钱至上"，恰恰是践踏法制、无视公平交易原则、破坏市场机制，不讲信用，恰恰是官僚特权以及与官僚特权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歪门邪道作崇。所以，西方的"金钱至上"观念并不是导致我们价值危机的根本原因。
当我们把道德危机的根源归诸"西方文化"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用"冷战思维"思考问题，把一切不符合我们想象中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现象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头上。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虚构一个没有西方的"西方"。我这里决不是为西方文化辩护，而是反对不负责任的望文生义，忘了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和社会作深层的检讨，忘了我们自己的权力和责任，误了中国文化和价值建构的大事。
把问题的根源归诸"改革开放"，也是一个笼统的、似是而非的说法。改革开放的哪些因素以及它们如何地造成了底线伦理和基本价值的崩溃？这些因素本质上是隶属于"改革开放"的呢，还是旧体制中的恶在新条件下的再现？换句话说，无数丑行恶行是出自改革开放的本性，还是旧势力中的恶钻了改革开放不深入不完善的空子？澄清这一点是问题的关键。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改革开放是在旧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它的每一步都有旧势力的牵制和渗透。作为学理的分析，应该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去把握它的深层本质。
"改革开放"是我国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运动，其主流和实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包括经济实体经济化（过去的经济单位实际上是官僚权力在经济领域里的延续和异在形式）、遵循价值规律、建立和健全市场运作机制等；（2）、实行民主与法制，包括确认公民独立的人格和基本权利、实行政治民主化、建立和健全法制等；（3）、普及并应用科学、技术与知识，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技术型、知识型经济；（4）、打破封闭状态，融进国际社会。从本质上说，我国当前的价值危机和底线伦理的的崩溃，并不是这些因素造成的。
笔者承认，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冲动，而经济利益驱使很多人唯利是图，为了钱财而不顾廉耻，不顾基本的道德准则。但是，第一，改革开放是以建立严明的法律和公平的市场机制为目标的，而当今大量丑恶无耻行为，恰恰在对抗这种目标，恰恰建立在践踏法制和市场规则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是改革开放的对立面而不是改革本身导致了严重的道德失范。第二，社会上大量丑行恶行，表面看是经济腐败，深层看却是权力腐败；表面看是利益使得人们少廉寡耻，骨子里是旧体制旧势力制造了无耻。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深入不彻底才是当前丑行恶行泛滥的主要原因。
当然，这不是说丑行恶行与改革开放没有任何关系。显然，"计划体制"自身有完整的行政和道德约束力，那时不可能有"洗黑钱"、卖淫嫖娼 等行为；改革开放在消解旧体制束缚的同时也消解了它的约束力和自洽机制，这就为无数丑恶行径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但是，如果追究改革开放的责任的话，只能说它没有能尽快地、顺利地建立起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约束机制、自洽机制（之所以不能顺利地建立起这种机制，根本原因仍是旧势力太强大），而不是责备它消解了旧体制的束缚；出路只能是深化体制改革，而不是向旧体制回归。
把道德和价值的危机视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代价和必然结果，这一说法也不是没有问题。的确，中国传统道德和价值建立在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基础上，当我们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价值的断档。但是，第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的现代转型同时也是一个现代价值建构的过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保障了社会基本的道德底线。但是中国几十年为什么建构不出像样的文化价值体系？我们难道不应该反省导致这种价值荒漠的社会原因吗？第二，通常条件下，社会转型并不必然导致价值断裂，因为文化和价值具有内在的连贯性，会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世界上许多后发展国家，包括"亚洲四小龙"、东欧诸国、独联体、印度等，普遍经历了或正在经历与
中国类似的现代性社会变迁，有些国家变迁比中国社会更剧烈，这种变迁同样冲击他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但人家的道德和价值没有出现如我们那么严重的危机（当然，有些国家出现了他们特殊的问题，这正好证明这些问题与他们的国情有关，而不是直接根源于社会转型），那是为什么？
五
只要有勇气正视现实，我们就不难发现，传统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中有一种强大的对抗人性、蔑视人的价值和尊严、消解关于"人"的基本理念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对"人"的基本观念长期、反复地冒犯、亵渎与摧残，使我们在"极左"的狂热中淡化乃至遗忘了"人"。而"人"的遗忘是底线伦理崩溃的真正原因。
旧体制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的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不管是对党内、革命队伍内，还是对普通民众--更不用说"阶级敌人"了，都适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原则。党性被某些人曲解为不允许私人感情；精心编造的欺骗性新闻和意识形态话语消解了人们的天然良知，结果，对任何人，只要扣上"反革命"、"××份子"之类的帽子，并往他头上泼些脏水，这些人似乎就不再是人，成了妖魔鬼怪，人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人人可以对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任何可以想象到的残忍和野蛮都可以施加到这些可怜的人们身上 。在"计划体制"时代，每个人都不可能游离于体制之外，你想置身于斗争的漩涡之外也不可能。在这里，霍布斯的"人对人是狼"的名言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儿子批斗老子，丈夫揭发妻子，朋友落井下石，是司空见惯的事。从2、30年代的"王明路线"到6、70年代的"文化革命"，每一次斗争对国民心中残存的人道观念都是一次强烈的冲击。斗争使国人的人性普遍丧失，传统文化中所有的"仁爱"、"忠恕"、"慈悲"等观念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观念所取代。每个人人格深处都或多或少隐藏着某些可怕的东西。
更可怕的是，权势者及其御用文人还精心编造许多大道理，一次次为残忍和野蛮鼓吹、论证、喝彩，使得每个人都深信他批斗父母、出卖朋友、殴打无辜、屠杀妇孺是为了某种崇高、美好和正义的目的，所以做了再野蛮再无耻的事，人们也不会有负罪感、羞耻感、内疚感；相反，他们还会觉得这是勇敢、上进、积极的行为，是一种荣耀。
从传统来看，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种世俗文化，人们没有虔诚的信仰和敬畏意识。这种文化性格与极"左"时期鼓吹的机械唯物主义结合，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风气便臻于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大肆宣扬唯物主义，并不是出于对哲学智慧的偏爱，也不是真的要按唯物主义办事 ，而是要培养一种"不怕"的意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从"癞子打伞--无法无天"的性格，到70年代"不怕坐牢，不怕离婚"的"反潮流"口号，再到80年代末"三不怕"精神，意识形态一次次把中国文化中仅存的一点罪感意识摧毁。不怕老百姓骂娘，不怕缺德了死后下地狱，不怕死后人家刨我的坟，不怕留万世骂名……只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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