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趋势及对中国的启示

局限于社工专业内的争辩而是整个社会工作的争辩。最初社会工作开始之时，已经有这个问题的争论，当时美国的Richman，是社会工作之母，他的书《社会诊断》就是注重较个人化的，注重个人治疗等。当时另外一个派别则注重邻居社区的运动，注重在贫穷社区内建立一些中心，工作人员生活其中，帮助居民们，常是新移民、妇女、童工等。当时社会工作的取向还是比较注重社会改革与变迁，但到了30年代，佛罗伊德等影响较强。此后就受个人心理咨询与分析影响很大了，这在后来社会工作发展上表现为对个体关注性强。但一些社会动荡，如30年代的经济衰退、60年代的战争问题，使社会工作者认识到，我们不应太注重个人取向，而应该注重一点社会取向，如社区等宏观层面的东西，其实这十多年在美国，社会工作取向还是比较个人性的——在于不少社会工作者是私人择业，这多少会影响社会工作的专业取向。最近美国出版的一些书多是《家庭治疗》、《认知治疗》等治疗层面的，这个取向也影响到了香港，所以很多治疗的模式在香港都很盛行。常会缺乏思考地照搬外来的东西，其实这类治疗有其文化背景与社会背景，如果我们照搬过来是会产生问题的。让我们回到美国。1995年，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内容简单只涉及一个问题，但对整个美国社会工作却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本书叫《反叛的天使》，即谈及我们社会工作者已经背叛了我们以前的使命。它提醒美国的社会工作者不要再沉湎于个人的治疗并从中追求个人利益，而在美国许多社会问题是社会工作者忽略的。这本书里说其实社会工作刚开始时是基于回应整个社会问题而逐步发展壮大的，是十分关注社会贫穷、社会压迫的，但是社会工作专业却一步步在变化、变质一一为了个人利益(权威或金钱)忘记了你本来成为社会工作专业时的理想与使命，这本书对整个美国福利影响极大，引发了许多讨论：我们是否背叛了我们的使命，我们是否迷失了方向等，这也包括不少辩论，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美国的《社会工作期刊》，它有一个一百年的特刊，在这儿有很多文章反思这个问题，批评美国社会工作迷失了方向，忘记了他们本为公益、为社会改革的理想等。这也影响到我们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微观或宏观的取向是影响课程的设计的。70年代末在加拿大是分得很清楚，我是社区工作，你是个案工作等。彼此间没有合作余地，而且关系不好，他们认为我们只注重社会改革，我们认为他们太个性化，但这似乎是学校的错，而不是学生的过失。当时受欧美潮流的影响，在课程设计上分微观与宏观，然后完全按你兴趣取舍微观与宏观，互不干涉。而且往往课程的设计也影响毕业生以后的择业取向。所以微观与宏观之争其实很大地影响了我们课程的设计。比方美国最近的期刊讨论中多了许多文章关于社会发展取向方面，如何使课程设计与社会发展取向互为体现。可见这个争论是影响社会工作及其教育的，我们怎么样看社会工作的定位，怎么看社会工作的使命影响到了我们的课程设计，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使命不单单是为个人，是为社会改革、社会变迁，那么我们的课程设计也一定要包括这些方面的取向，否则会影响我们学生毕业后的取向的。以前的课程设计太窄了，宏观与微观是完全分割的，从而使学生们没有一个全面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第三个争辩是专门与普遍化教育之争。这个争辩基本上是说你的社会工作教育课程的设计应该是很专的还是普遍化的。如果专门化取向的话，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很专门的，是能够抓住一个很专的问题，如青年工作、家庭治疗或者是社区工作等等。用这个取向去理解我们社会工作教育课程的，那便完全围绕它了，恰似以前我读的专业，完全是宏观的层面，从未涉及个人、家庭等问题，那时我们很专门地学习怎么做社区组织工作，而未做个人取向的个人辅导等，而我那同学是读家庭社会工作课程，她读的全是环绕个人，心理、家庭关系，家庭动力，家庭治疗等。如果是专门化培训的方向的话，结果是那帮学生会比较精专，对某一范畴了解很透彻，但他却无法适应于其他的环境。我个人就不太喜欢这种太专业化的培养。普遍性取向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培养每一位社会工作员使之成为全才，方方面面他都懂，所有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所有社会工作的知识技巧，他处于任何一个环境，无论是社区，还是面对老人或有问题的家庭，他都可以解决，但是他不可以太专，可以在具体实践中继续求知。但是基本上赞成普遍化取向的教育方法，我们会觉得不单使他成为全才，懂得社工方面所有的知识，理论、技巧，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帮助他能够学会如何转化的能力，即怎样把这个地方学的东西能应用到其他领域，这是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如果你相信是专门训练的话，那么通常你就要给他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人是可以自己学习的，他毕业后他还要自我学习，那我们就要帮助他一些学习的能力。让他毕业后不用再依靠你的培训，可以自由地去获取知识、技能。其实在美国或香港，这个问题差不多已解决了，即初步的培训我们基本注重普遍性的培训，使其有个基础的能力，而高层的培训才进入专门性培训。

第四个争辩，这正是我们教育者应当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教育是为谁服务，争辩是我们应不应该让我们雇主——我们学生的雇主牵着鼻子走，还是我们有自己的立场。很多时候，我们搞社工教育时，我们发现我们若要回应社会需求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很多要求，比方雇主，在内地就是政府，不同部门等，在香港还包括非政府组织，他们提起意见没完没了，当然我们要很快地回应他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被他们拉着跑的话，便会失去方向。我们常做。雇主的调查，我们学校两年就做一次，看他们的要求，看他们对

我们学生的满意程度，他们希望我们增加什么内容，但我们并不会全部听他的，全听了，就不会有方向了。有些人认为我们的顾客永远是对的，永远应听他们的话，但是我们发现毕业生的雇主所说的要求是好的，但他们要求是比较短浅的，只着眼于现在问题，比如，学生要懂得评估，要懂得会计、财务等。有一阵他们要求加电脑课程，有时又要我们加一些研究多一点的课程，有时加治疗模式等。若全部听他们的话，我们的课程极易膨胀，会没完没了。如果作为社会工作教育者我们就要有一个能力去分辩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不做。当然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有绝对的权威不听你的，这是不好的，是脱离实际的，但我们若全部听他们的也是不好的现象，使我们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方向。所以这也是一个争辩，所以我们在顾客为主取向，还是我们教育者为主的取向的辩论上，我们也是要找一个平衡点，而不是站在任何一个极端。

第五个争辩是交代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向自己交代还是向公众交代。在香港地区、在美国、在全世界现在有一个很强的潮流：管理主义盛行(另外加上经济不好就更惨了)，给我们钱的人包括政府、公众等，他们都对社会工作教育有很多要求，也要求我们的交代。因为以前在香港交代制度很严格，我们课程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教学水平、教学素质、研究成果、学术管理等均要交代。学生多了要交代，学生少了更要交代，学生就业好不好也要交代(每年都要看我们学生的就业率数字)。所以有一些同事不太喜欢这个制度，为什么我们要向外人交代，我们可以向自己交代嘛。我们常强调学术界的自由度，包括无上的权威、无上的自由，但是我们现在已无能力辩了，其实辩论也无用处，外面社会就是这样要求，什么东西都要交代，为了这个交代，在社会工作教育方面，我们有许多方面要去做评估，内地将来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做方方面面的评估证明我们存在的价值与工作成效。通常我们的辩论是这东西有没有用，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评估，如果我们教的好的话，其中效益是很难评估的，它往往是处于社区之中的或对人的，社会工作教育究竟能不能影响我们的学生，令他们工作有成效是更难评估的，而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些。现在对这个辩论少了，更多的是考虑如何能做得更好，怎样去证明我们的存在，怎样证明我们学生的素质是好的。我们辩论的方法是希望不用那些传统的、政府的或者是机构给我们的很硬的、非人性化的方法去评估我们，我们希望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发展相关评估，去证明我们学生素质是好的，工作是有效率的。包括就业数字、包括个案、学生好的影响等(如他在社区中运用方法与其他人有何不同)，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第六个辩论是关于社会工作教育层次问题。在内地这种辩论不太厉害，香港有，美国就更厉害了，究竟社工教育应当放在什么层次，是文凭，本科还是研究生层面。在美国以前辩论得很厉害，最初认为他有一个基础的大学培训，先成为了有教育的人——懂思考，有人文教育基础等，

《国际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趋势及对中国的启示(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