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心性论作为伦理学基础是否可能？——以思孟学派为个案（上）

5．皇极：

政治准则，这是治国结构，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皇极”具有两层意思：（1）在本体论层面上，意即“太极”。陆九渊讲，天有太极，地有皇极：“皇极之建，彝伦之叙，反是则非，终古不易。是极是彝，根于人心而塞乎天地。”（《杂说》）后一句话暗示了这是心灵结构的映射。按照正宗的说法，太极就是阴阳结构，阴阳扩展而完成于五行结构；由此心灵结构而推衍于人事，正应了邵雍的书名《皇极经世》。顺便指出，古人称治理国家为“经济”“经营”“经纬”，也说明这是网络性的、流动性的、框架性的，而不是实体性的。（2）在政治学层面上，意指君主确立的政治准则，所谓“惟皇作极”。王安石说：“皇，君也；极，中也。”（《洪范传》）“皇”既为“中”，可见皇极是“土”的映射，隐含着四方，正如韩非所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扬权》）可见这仍然是潜在的五行关系映射。

6．三德：

正直、柔克、刚克，这是行权结构，“作威作福”、克制臣民的三种手段，属于政治范畴。这仍然是潜在的五行关系，因为五行除“土”之外的其余四行，可归纳为阴柔、阳刚“两仪”（36）：“柔克”属阴，“刚克”属阳；“正直”是其“中和”，又叫“中正”，显然是“土”的映射。“正直”的直接的映射根据就是“皇极”：“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是儒家“执两用中”政治哲学的一种体现，如孔子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这就是《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7．稽疑：

卜筮结构。这是古人决策的依据之一：“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此即《周易》所谓“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吉凶与民同患”（《系辞》）。稽疑分为龟卜五（五种兆形）：雨、霁、蒙、驿、克；蓍筮二：贞（内卦）、悔（外卦）。二筮是阴阳结构，五卜是五行结构。“克”指兆形交错，中和之象，是“土”的映射，应居于中；居于中则为内，即又与内卦“贞”映射。

8．庶徵：

雨、旸（晴）、燠（yù）、寒、风，是气象结构。它有好坏两种表现：好的叫“休徵”，坏的叫“咎徵”，也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映射：

庶徵： 雨 旸 燠 寒 风

休徵： 肃 乂 晢 谋 圣

咎徵： 狂 僭 豫 急 蒙

我们不难看出，这里的“休徵”与上文“五事”的最后一层内在映射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说，气象与人君的修养是一致的。这使我们想起孔子对“风”的一种说法：“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显然，“圣”与“风”是一种映射关系。所以，根据“圣”是映射于“土”的，我们可以把庶徵区分为“风”与“非风”这样的二元结构。

9．福极：

五福、六极，这

五福： 寿 富 康宁 攸好德 考终命

六极： 弱 贫 疾、忧 恶 凶短折

福极作为最后一畴，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终极生命关怀。

以上九大范畴之间，显然都是“纯粹关系映射推衍”：“映射”就是“推衍”；而作为其基础的“纯粹关系”就是周敦颐之所谓“二五合凝”（两仪、五行的融通）的范畴结构。中国传统的关系映射这种思维推衍形式，是建立在“类”这个观念基础上的，即《周易》所说的：“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系辞》）由于中国传统思维“以类取，以类予”（《墨子·小取》），以至人们误以为它就是“类比推理”（37）、乃至以为它不过是修辞学上的“比喻”而已。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类”是什么意思。在亚里士多德《范》里，“类”（genus）是一个实体观念，亦即第二实体。而在中国，墨家的逻辑暂且不谈，至少儒家正统之所谓“类”绝非实体概念。在儒家，“类”可以叫做“纯粹关系的同构关系”。例如，我们知道，孟子是个高度自信的人，自许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公孙丑下》），能够“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吾何畏彼哉！”（《尽心下》），乃至“为王者师”（《滕文公上》），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相信“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他引用有若的话：“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公孙丑上》）他? 担骸八矗?艘玻晃乙嗳艘病！保ā独肼ο隆罚┯忠?捎V的话说：“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又引颜渊的话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根据上文可知，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作为实体的“人”、“丈夫”，而是他上文已表明的：“夫道，一而已矣。”（38）（《滕文公上》）我们不妨仔细看一下孟子在《告子上篇》是怎么使用“类”这个观念的：

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显而易见，孟子所谓的“同类”，是指的“道”、“理”或“义”方面的“相似”，而道理或义理，在孟子哲学里正是心性的内在结构，也就是他上文所说的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由此可见，孟子所谓“圣人与我同类”，就是后来陆王心学所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中国这种纯粹关系映射推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知行合一”。我们知道，西方自从古希腊以来，是把关于行为的实践哲学和关于知识的形而上学严格区分开来的，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就是互不干涉内政的。直到康德，“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仍然是泾渭分明的。（39）而中国哲学思维则不然，王阳明有精辟的言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传习录下》）；“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不过，这些都是超出我们的话题范围的问题了。

四．儒家心性论的纯粹关系特征

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讨论儒家心性论了。不过，关于儒家心性论，我这里还得绕个弯子，依次讨论三点：

（一）儒家心性论不仅是人性论问题，更不仅是伦理学问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存在论问题。这涉及到儒家哲学对于先验或者超验实在（Transcendence）的设定问题。《中庸》开宗明义的三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其总纲，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心性论的基本预设是“天命”或“天”。如果说“率性之谓道”是个伦理学问题，那么“天命之谓性”就是个典型的存在论问题或者形而上学问题了。

（二）但是，一方面，“天”和“心”并不是两个相互对待的实体（Substantive），而是直接同一的；另外一方面，“格致诚正修”和“齐治平”虽然可以叫做“内圣外王”，但实质上并不是内外关系。通常的一种误解，以为儒家竟然同时设定了三个超越目标：内在的“圣”、外在的“天”和同样外在的“平天下”。其实按儒家正宗的心性论，“圣”“天”“平天下”本来是直接同一的。这是理解儒家思想的又一要领。这里包含两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