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民家庭的发展趋势
了万元户，妻子高中毕业出去打工，后来在当地的乡镇企业上班，有一个女儿。月星在当地的私营矿厂里开采石矿，也另起小楼，有一个儿子在上高中。根扬农转非，在镇上的航管所（属于国营单位）工作，举家迁至镇上，有一个儿子，在杭州市里工作。85年，国荣因与其妻关系紧张，在一次大吵大闹之后喝农药自杀，其妻带女再嫁。国昌一直在家务农，其妻在村里的乡镇企业当临时工，其儿子和女儿都考上了大学，女儿后来嫁到了外省。各户的关系也慢慢疏远了，周家正堂也成了一个摆设，周家大院在人去楼空之后像一块石碑一面印证这这个家庭的兴衰历程，一面又默默注视着未来。
四、家庭历史变迁分析
1、家庭功能的变迁
虽然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家庭总体来说，从事的是自给自足单一的农业生产，既是生产的基本单位，又是生活的基本单位，但对于东南沿海属丘陵地区的农民家庭来说却不是如此，由于山丘多地少、经济作物（如毛竹、茶树、棉花、桑树）与水稻的种植并重，去城里跑船、作学徒和挑私盐是当时那一带的农民除了务农之外的三大谋生之路。周家由于人多地少（田地早给周子庚输光了，只留了一点），易红去城里做学徒，易先、易庚去帮工或挑私盐，易荣、易定则在家务农，女人们在家做家务、带孩子、侍奉老人、绣花。（这些分工全由当时的大家长周子庚做决定），所以当时的浙北农村不是单纯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反而有着相当繁荣的简单商品经济的萌芽，这可能就是改革开放后，沿海一带的农民可以较快的转变观念，摆脱土地的束缚，率先富起来的内部原因之一。
中国农民家庭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血缘关系、感情交流、抚养赡养的统一体，其中经济利益是决定因素，中国农民家庭的本质是一个经济单位。费孝通认为，组织家庭的目的是为了从事生产、维持生存。
解放前，周家各户男女各司其事，各有分工，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相互合作，经济收入支出统一分配，各户有着密切不可分的经济和利益联系。
1950年——1955年，全国实行土地改革，分田到户，一切非公有制经济被取消了，男人们不能再挑私盐，女人们也不能拿蚕茧和茶叶去卖了。周家每人分到四分田（十分为一亩），易红也在杭州从学徒成了工人，这时周家各户成了基本独立的经济单位，不再是共同生产，以周家为经济单位，因而各户的经济联系和利益联系开始弱化，但周家大院内的各事仍一起商量一起承担，各户经常相互帮忙务农或相互接济，在感情上仍密切往来。
1956年后，周家各户都入了公社，周家成年男女都成为公社成员，这时周家各户的经济联系更加削弱，各户不再是独立的经济单位，而是与村里其他家庭成员共同构成丁村公社这个经济单位，各户上工拿到工分以维持一户生活，只有在困难的时候各户才相互帮忙，比如照看孩子。因为各户成员都是属于一个生产队的，各户之间没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厉害关系，所以各户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先是因为易贵是乡长，是共产党员，而易先在解放前做过保长，因而两家逐渐疏离；后来易庚被划为右派，各户为自保“清白”，相互推让，让本应由周家各户分担抚养的易庚的两个儿子无所归依，成为各户利益的牺牲品，在这次矛盾冲突中，周家各户的感情联系几乎割断。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东南沿海大力搞活农村经济，周家各户的经济利益又摆到了第一位，由于各户的经济基础独立，相互之间没有密切的经济厉害关系，再加上各户致富的先后和程度不一致，且先后迁出大院另立门户，更加使得周家各户的经济、政治，尤其是感情联系表面化和松散。
2、家庭结构的变迁
解放前，由于战乱和医学不发达，周家人丁并不是很兴旺，这时的周家属于联合家庭：50年代末，由于自然灾害和疾病，易先和易庚的妻子早逝，所以都只生了2个，且易明和易竹早夭，所以周家的家庭规模是缓慢增长，后来60年代由于政策提倡多生，加上医学发展，所以周家人口达到了最兴旺的时候，这时的周家属于多个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的联合体（因为周家各户各起炉灶，各自承担各户主要生产和家务，各户收入各自筹划支配，父母若在世则由其子共同赡养但吃住在长子家）；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计划生育，每户只生1-2个孩子（头一胎若生男则只准生这一胎，头一胎若生女则准再生一胎），家庭规模逐渐小型化，周家各户先后迁出大院，实质上成为各个核心家庭，只在名义上成为周家各房。
3、家庭关系的变迁
旧中国社会的农民家庭封建思想很浓厚，在父权夫权之上还有一个“天”。在丁村方圆百里，男女双方能否成婚，媒人的撮合和父母的决定虽都是重要因素，但若在双方生辰八字放在灶头的半个月里家里有什么风吹草动，那么即使媒人说破嘴或父母再怎么满意这桩婚事都只能作罢，因为“天意“违背不得。周家大院盖成之后本应按照“父子长幼、东上西下”分配居室，但因风水先生说“天意”是“西上东下”，周文轩便与长子周子庚住西厢房。至今在农村，封建思想仍有一定的残留，周家的子孙们至今都认为那个风水先生说谎（收了小人的钱把“东上西下”说成“西下东上”），使得周家的入住违背了“天意”，所以大院才败落得如此荒凉。
在“天”之下的就是父权。在遗产继承上，长房长子继承大部分家产，其他各房按长幼分得相应住房和田地，正因为长子的地位仅在家长之下，才有后来的周子庚败光家产，周家由大地主沦为一户有着气派大院、人口兴旺，却少田少产的普通又独特文化的大户农民家庭。在周家，家长有权决定各户的一切生产生活。解放前，在周文轩死后，由周子庚当家时（他死后由周子根当家），他在周家有绝对的权威。他决定各户的生产分工，绝大部分各户的收入都由家长统一分配支出。当年长房长子周易贵与其父也既周家家长周子庚闹翻，从而被剥夺财产继承权并被逐出周家大院，这就可见父权的威力。解放后，因周子根也已去世，易贵又被逐出，因而周家已无家长，无人拦权，各户开始分散，周家若有事则由各户主事男子（这里称各户家长，一般是最年长的男子）共同商量决定；改革开放后，中青年男子成为家庭的主要生产者，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也主要来自中青年的收入，老人逐渐丧失了决定家庭事务的权利和地位。在周家各户，易字辈的老人们（易定、易章）不再是握有家庭权利的主事者，金星、建山他们才是
父权之下是夫权，周家家长在世时，一部分各户内部琐碎事务由各户家长做主处理，女子基本上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利；周家最后一任家长子根去世后，各户大部分事务由各户家长做主，由于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平等教育，妇女有了参与家政的权利，但是在农村在周家妇女仍然没有决定家事的权利（一方面是因为男尊女卑思想仍有残余，另一方面是因为妇女的经济不独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妇女在经济上逐渐独立，再加上男女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妇女在家里有了共同决策的权利，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
解放前的婚姻是媒妁之言+“天意”+父母之命，婚域在方圆二三十里之内；解放后，农村在一系列运动和教育中逐渐婚姻自由，媒人介绍成为一种男女双方认识的途径，那时的社会流动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政治运动的结果，根扬和上海女知青结婚就是当时知青上山下乡政治运动下的自主婚姻；那时的婚域主要在方圆百里之内，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加速，婚姻更加自由，婚域更广，国昌的女儿嫁到了外省就是周家在这一点上的最好证明。
周家由于起初家底殷实，易字辈以上（包括易字辈）的男丁都上过私塾，但周家女子皆不识字；解放以后，讲男女平等，女子有了上学学文化的机会，但由于文化大革命讲究“成分”，当过保长的易先的两个在上小学的女儿被剥夺了继续升学的机会。改革开放后，农村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国昌的儿子和女儿都大学毕业，易先的外孙子女也都是高中以上学历。
4、人口流动
解放前，中国的社会流动是很少的，但属于东南沿海的浙北地区却不一样，这里是简单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 ，在周家，易先、易庚去挑私盐，村里还有不少人去跑船，社会流动还是比较有活力的；解放后，计划经济，农村实行农业合作社，消灭了一切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除了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流动外，由经济发展造成的社会流动几乎是停滞的；改革开放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飞速发展，东南沿海的农村农民很快就富起来，金星搞个体，跑运输，全国各地的走，金星的妻子外出打工，根扬迁居到镇上，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流动加剧（经济发展的结果）的表现。
参考书目：
1、《当代婚姻家庭》 刘炳福 《当代中国农民家庭的发展趋势(第2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40153.html
四、家庭历史变迁分析
1、家庭功能的变迁
虽然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家庭总体来说，从事的是自给自足单一的农业生产，既是生产的基本单位，又是生活的基本单位，但对于东南沿海属丘陵地区的农民家庭来说却不是如此，由于山丘多地少、经济作物（如毛竹、茶树、棉花、桑树）与水稻的种植并重，去城里跑船、作学徒和挑私盐是当时那一带的农民除了务农之外的三大谋生之路。周家由于人多地少（田地早给周子庚输光了，只留了一点），易红去城里做学徒，易先、易庚去帮工或挑私盐，易荣、易定则在家务农，女人们在家做家务、带孩子、侍奉老人、绣花。（这些分工全由当时的大家长周子庚做决定），所以当时的浙北农村不是单纯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反而有着相当繁荣的简单商品经济的萌芽，这可能就是改革开放后，沿海一带的农民可以较快的转变观念，摆脱土地的束缚，率先富起来的内部原因之一。
中国农民家庭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血缘关系、感情交流、抚养赡养的统一体，其中经济利益是决定因素，中国农民家庭的本质是一个经济单位。费孝通认为，组织家庭的目的是为了从事生产、维持生存。
解放前，周家各户男女各司其事，各有分工，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相互合作，经济收入支出统一分配，各户有着密切不可分的经济和利益联系。
1950年——1955年，全国实行土地改革，分田到户，一切非公有制经济被取消了，男人们不能再挑私盐，女人们也不能拿蚕茧和茶叶去卖了。周家每人分到四分田（十分为一亩），易红也在杭州从学徒成了工人，这时周家各户成了基本独立的经济单位，不再是共同生产，以周家为经济单位，因而各户的经济联系和利益联系开始弱化，但周家大院内的各事仍一起商量一起承担，各户经常相互帮忙务农或相互接济，在感情上仍密切往来。
1956年后，周家各户都入了公社，周家成年男女都成为公社成员，这时周家各户的经济联系更加削弱，各户不再是独立的经济单位，而是与村里其他家庭成员共同构成丁村公社这个经济单位，各户上工拿到工分以维持一户生活，只有在困难的时候各户才相互帮忙，比如照看孩子。因为各户成员都是属于一个生产队的，各户之间没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厉害关系，所以各户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先是因为易贵是乡长，是共产党员，而易先在解放前做过保长，因而两家逐渐疏离；后来易庚被划为右派，各户为自保“清白”，相互推让，让本应由周家各户分担抚养的易庚的两个儿子无所归依，成为各户利益的牺牲品，在这次矛盾冲突中，周家各户的感情联系几乎割断。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东南沿海大力搞活农村经济，周家各户的经济利益又摆到了第一位，由于各户的经济基础独立，相互之间没有密切的经济厉害关系，再加上各户致富的先后和程度不一致，且先后迁出大院另立门户，更加使得周家各户的经济、政治，尤其是感情联系表面化和松散。
2、家庭结构的变迁
解放前，由于战乱和医学不发达，周家人丁并不是很兴旺，这时的周家属于联合家庭：50年代末，由于自然灾害和疾病，易先和易庚的妻子早逝，所以都只生了2个，且易明和易竹早夭，所以周家的家庭规模是缓慢增长，后来60年代由于政策提倡多生，加上医学发展，所以周家人口达到了最兴旺的时候，这时的周家属于多个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的联合体（因为周家各户各起炉灶，各自承担各户主要生产和家务，各户收入各自筹划支配，父母若在世则由其子共同赡养但吃住在长子家）；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计划生育，每户只生1-2个孩子（头一胎若生男则只准生这一胎，头一胎若生女则准再生一胎），家庭规模逐渐小型化，周家各户先后迁出大院，实质上成为各个核心家庭，只在名义上成为周家各房。
3、家庭关系的变迁
旧中国社会的农民家庭封建思想很浓厚，在父权夫权之上还有一个“天”。在丁村方圆百里，男女双方能否成婚，媒人的撮合和父母的决定虽都是重要因素，但若在双方生辰八字放在灶头的半个月里家里有什么风吹草动，那么即使媒人说破嘴或父母再怎么满意这桩婚事都只能作罢，因为“天意“违背不得。周家大院盖成之后本应按照“父子长幼、东上西下”分配居室，但因风水先生说“天意”是“西上东下”，周文轩便与长子周子庚住西厢房。至今在农村，封建思想仍有一定的残留，周家的子孙们至今都认为那个风水先生说谎（收了小人的钱把“东上西下”说成“西下东上”），使得周家的入住违背了“天意”，所以大院才败落得如此荒凉。
在“天”之下的就是父权。在遗产继承上，长房长子继承大部分家产，其他各房按长幼分得相应住房和田地，正因为长子的地位仅在家长之下，才有后来的周子庚败光家产，周家由大地主沦为一户有着气派大院、人口兴旺，却少田少产的普通又独特文化的大户农民家庭。在周家，家长有权决定各户的一切生产生活。解放前，在周文轩死后，由周子庚当家时（他死后由周子根当家），他在周家有绝对的权威。他决定各户的生产分工，绝大部分各户的收入都由家长统一分配支出。当年长房长子周易贵与其父也既周家家长周子庚闹翻，从而被剥夺财产继承权并被逐出周家大院，这就可见父权的威力。解放后，因周子根也已去世，易贵又被逐出，因而周家已无家长，无人拦权，各户开始分散，周家若有事则由各户主事男子（这里称各户家长，一般是最年长的男子）共同商量决定；改革开放后，中青年男子成为家庭的主要生产者，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也主要来自中青年的收入，老人逐渐丧失了决定家庭事务的权利和地位。在周家各户，易字辈的老人们（易定、易章）不再是握有家庭权利的主事者，金星、建山他们才是
家庭的支柱和家长。
父权之下是夫权，周家家长在世时，一部分各户内部琐碎事务由各户家长做主处理，女子基本上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利；周家最后一任家长子根去世后，各户大部分事务由各户家长做主，由于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平等教育，妇女有了参与家政的权利，但是在农村在周家妇女仍然没有决定家事的权利（一方面是因为男尊女卑思想仍有残余，另一方面是因为妇女的经济不独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妇女在经济上逐渐独立，再加上男女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妇女在家里有了共同决策的权利，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
解放前的婚姻是媒妁之言+“天意”+父母之命，婚域在方圆二三十里之内；解放后，农村在一系列运动和教育中逐渐婚姻自由，媒人介绍成为一种男女双方认识的途径，那时的社会流动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政治运动的结果，根扬和上海女知青结婚就是当时知青上山下乡政治运动下的自主婚姻；那时的婚域主要在方圆百里之内，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加速，婚姻更加自由，婚域更广，国昌的女儿嫁到了外省就是周家在这一点上的最好证明。
周家由于起初家底殷实，易字辈以上（包括易字辈）的男丁都上过私塾，但周家女子皆不识字；解放以后，讲男女平等，女子有了上学学文化的机会，但由于文化大革命讲究“成分”，当过保长的易先的两个在上小学的女儿被剥夺了继续升学的机会。改革开放后，农村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国昌的儿子和女儿都大学毕业，易先的外孙子女也都是高中以上学历。
4、人口流动
解放前，中国的社会流动是很少的，但属于东南沿海的浙北地区却不一样，这里是简单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 ，在周家，易先、易庚去挑私盐，村里还有不少人去跑船，社会流动还是比较有活力的；解放后，计划经济，农村实行农业合作社，消灭了一切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除了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流动外，由经济发展造成的社会流动几乎是停滞的；改革开放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飞速发展，东南沿海的农村农民很快就富起来，金星搞个体，跑运输，全国各地的走，金星的妻子外出打工，根扬迁居到镇上，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流动加剧（经济发展的结果）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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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婚姻家庭》 刘炳福 《当代中国农民家庭的发展趋势(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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