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谈起
远涉重洋，到英国求学于功能学派另一位大师马林诺夫斯基门下，撰写了《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从此以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从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的高峰，到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坠入低谷（这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致命一击无须多言），再到八十年代的重建，及至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十年的初步发展，都基本上是在西方人类学理论的观照下完成的，不管是包括功能论在内的古典人类学，还是包括象征论、符号论和解释论在内的现代人类学，都成了众多中国人类学者的理论支撑。在这种背景和语境下，致使中国人类学者也大多认为谈中国学派的问题还为时过早。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学派在国际人类学语境中的缺位。
反思之二：人类学中国学派的缺位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由于人类学的中国学派长期缺位，使中国人类学界缺乏理性批判精神和深入细致的学理分析精神，要么热衷于追随西方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要么驻足于简单的民族志描述，眼界狭隘，理论平面化。误以为人类学家应是“批评家”，而不是“思想家”，此其一。
其二，由于人类学的中国学派长期缺位，使得中国人类学家知名度的形成基本上依赖个人奋斗，难以积聚团队力量形成合力而发挥学术影响，更谈不上出大师级的人物。近十五年来中国一些本来很有希望的人类学研究中心或基地，由于缺乏学派意识以及其他种种缘故，从而导致缺乏有序的学术规范，甚至出现非理性的拆台的现象，使一个又一个好不容易形成的好端端的研究中心或基地濒于瓦解的状态。
其三，虽然许多中国人类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迸发出了可贵的思想火花，形成了一些学术亮点，犹如一颗颗珍珠在学术界闪光，对国际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由于人类学中国学派的长期缺位，使中国人类学理论的发展长期处在一种自发的、分散的、不系统的、脉络难以梳理的状况，从而显得单薄无力，大大影响了学术的创新和发展。正如有人评论中国经济学界无学派整合一样，虽“珍珠”满地，却始终未凝聚成有更高学术价值的“珍珠项链”。
反思之三：对创建人类学中国学派意义的新认识。
当下在纪念费、林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正逢中国在世界和平崛起之时。此时此刻，讨论创建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具有崭新的现实意义。
首先，由于学派具有较强的凝聚作用，能够使分散的学术资源得以适当集中，并使之得到优化配置，从而形成某一方面或某一方向上的优势，这种局部的相对优势又可以成为整个学科发展与进步的引擎。所以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创建可以有效地提高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实力和学术影响力，从而促进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逐步摆脱目前人类学在中国仍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
第二，国际人类学的发展告诉我们，人类学大师往往出自有影响力的学派，人们追随有影响力的大师，学派又造就出新的大师，从而形成了西方人类学发展史上从十九世纪古典进化论学派，一直到二十世纪的象征论学派、解释论学派，使人类学成为一棵常青树，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见学派的形成，可以聚集和造就一支成熟而又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学术队伍，有利于出大师级的人类学家。
第三、历史上往往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即一种新学说、新理论诞生之时，往往面对着强大的传统力量，新学说的提出者大多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声望，容易受到压抑、或受到压制被忽视，可能长期默默无闻，而不利于人类学研究新生力量的脱颖而出。而学派的创建则体现了学术力量的整合和学术价值的张力，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百家争鸣的正常展开和进行，又能有力地促进新学说、新理论、新方法的孵化和孕育，从而推动人类学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
第四、更重要的是创建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在一个更完善、更和谐、更严谨的氛围中陶冶学者的学术人格和品质，促进人类学家整体素质的有效提高，从而可以使中国人类学家在一个更高的学术平台上参与国际人类学界的学术互动和对话，从而使人类学的中国经验和理论在国际人类学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人类学中国学派生长的文化土壤 西方人类学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棵学术之树，那么，要创建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就应该先探讨一下人类学中国学派生长的文化土壤是什么。
乔先生《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中在分析历史与功能时曾说：费老在复出即七十岁后，越来越重视历史。他很感遗憾的是小时候没有受过“旧学”（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培养，所以他晚年的“补课”也包括历史。他说：“我从小接受‘新学’培养，没有上过私塾，连最普通的《三字经》、《百家姓》也没念过，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基本训练的知识分子，所以这次补课，除了补社会学基础课之外，也要补一补中国传统文化课，于是就找了陈寅恪、钱穆、梁漱溟三位国学大师的著作来读。真是开卷有益，读他们的书很有收获，不仅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还加深了我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他认为研究文化与社会，必须掌握历史。他说：“文化具有历史性，它是跨越时间、空间和生命的东西，也是先于个体而存在，不随个体的消失而消失的东西。所以我们看文化，必须历史地看，只有在历史中，文化才显示出其真实的意义……研究社会也好，改革社会也好，绝不能抛开历史，没有一个社会结构是完全凭空构建的，它总是要基于前一个社会结构，继承其中的某些要素，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东西。”
费先生所言极是，任何一个外来的文化，进人中国后，凡与中国的中华文化互动、融合的，就会在中国落地生根，发扬光大，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一个经典案例。为什么？因为佛教之根深深地扎入了中国文化的土壤。
所以，虽然人类学是在西方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种学科形式的文化表达，如同佛教一样，是在印度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种宗教形式的文化表达，传人中国后势必要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落地生根，佛教落地生根成了中国佛教，那么人类学也必定要、也必定会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落地生根，形成人类学的中国学派。
在此，人们会问：什么是中国文化土壤？中国文化土壤的内涵又是什么？
所谓中国文化土壤是指中华民族文化得以繁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而中国文化土壤的内涵包括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三个方面。
地理环境是中国文化土壤的硬件。从整个地球来看，中国处在北温带大陆环境之中，东临太平洋，北接蒙古大草原，西为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南有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形成一个半封闭的自然地理结构，以及西高东低、面向大洋逐级下降的地形特点。据地理学家研究：中国这种地形特点，不仅有利于来自东南方 《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谈起(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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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从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的高峰，到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坠入低谷（这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致命一击无须多言），再到八十年代的重建，及至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十年的初步发展，都基本上是在西方人类学理论的观照下完成的，不管是包括功能论在内的古典人类学，还是包括象征论、符号论和解释论在内的现代人类学，都成了众多中国人类学者的理论支撑。在这种背景和语境下，致使中国人类学者也大多认为谈中国学派的问题还为时过早。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学派在国际人类学语境中的缺位。
反思之二：人类学中国学派的缺位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由于人类学的中国学派长期缺位，使中国人类学界缺乏理性批判精神和深入细致的学理分析精神，要么热衷于追随西方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要么驻足于简单的民族志描述，眼界狭隘，理论平面化。误以为人类学家应是“批评家”，而不是“思想家”，此其一。
其二，由于人类学的中国学派长期缺位，使得中国人类学家知名度的形成基本上依赖个人奋斗，难以积聚团队力量形成合力而发挥学术影响，更谈不上出大师级的人物。近十五年来中国一些本来很有希望的人类学研究中心或基地，由于缺乏学派意识以及其他种种缘故，从而导致缺乏有序的学术规范，甚至出现非理性的拆台的现象，使一个又一个好不容易形成的好端端的研究中心或基地濒于瓦解的状态。
其三，虽然许多中国人类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迸发出了可贵的思想火花，形成了一些学术亮点，犹如一颗颗珍珠在学术界闪光，对国际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由于人类学中国学派的长期缺位，使中国人类学理论的发展长期处在一种自发的、分散的、不系统的、脉络难以梳理的状况，从而显得单薄无力，大大影响了学术的创新和发展。正如有人评论中国经济学界无学派整合一样，虽“珍珠”满地，却始终未凝聚成有更高学术价值的“珍珠项链”。
反思之三：对创建人类学中国学派意义的新认识。
当下在纪念费、林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正逢中国在世界和平崛起之时。此时此刻，讨论创建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具有崭新的现实意义。
首先，由于学派具有较强的凝聚作用，能够使分散的学术资源得以适当集中，并使之得到优化配置，从而形成某一方面或某一方向上的优势，这种局部的相对优势又可以成为整个学科发展与进步的引擎。所以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创建可以有效地提高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实力和学术影响力，从而促进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逐步摆脱目前人类学在中国仍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
第二，国际人类学的发展告诉我们，人类学大师往往出自有影响力的学派，人们追随有影响力的大师，学派又造就出新的大师，从而形成了西方人类学发展史上从十九世纪古典进化论学派，一直到二十世纪的象征论学派、解释论学派，使人类学成为一棵常青树，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见学派的形成，可以聚集和造就一支成熟而又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学术队伍，有利于出大师级的人类学家。
第三、历史上往往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即一种新学说、新理论诞生之时，往往面对着强大的传统力量，新学说的提出者大多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声望，容易受到压抑、或受到压制被忽视，可能长期默默无闻，而不利于人类学研究新生力量的脱颖而出。而学派的创建则体现了学术力量的整合和学术价值的张力，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百家争鸣的正常展开和进行，又能有力地促进新学说、新理论、新方法的孵化和孕育，从而推动人类学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
第四、更重要的是创建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在一个更完善、更和谐、更严谨的氛围中陶冶学者的学术人格和品质，促进人类学家整体素质的有效提高，从而可以使中国人类学家在一个更高的学术平台上参与国际人类学界的学术互动和对话，从而使人类学的中国经验和理论在国际人类学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人类学中国学派生长的文化土壤 西方人类学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棵学术之树，那么，要创建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就应该先探讨一下人类学中国学派生长的文化土壤是什么。
乔先生《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中在分析历史与功能时曾说：费老在复出即七十岁后，越来越重视历史。他很感遗憾的是小时候没有受过“旧学”（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培养，所以他晚年的“补课”也包括历史。他说：“我从小接受‘新学’培养，没有上过私塾，连最普通的《三字经》、《百家姓》也没念过，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基本训练的知识分子，所以这次补课，除了补社会学基础课之外，也要补一补中国传统文化课，于是就找了陈寅恪、钱穆、梁漱溟三位国学大师的著作来读。真是开卷有益，读他们的书很有收获，不仅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还加深了我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他认为研究文化与社会，必须掌握历史。他说：“文化具有历史性，它是跨越时间、空间和生命的东西，也是先于个体而存在，不随个体的消失而消失的东西。所以我们看文化，必须历史地看，只有在历史中，文化才显示出其真实的意义……研究社会也好，改革社会也好，绝不能抛开历史，没有一个社会结构是完全凭空构建的，它总是要基于前一个社会结构，继承其中的某些要素，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东西。”
费先生所言极是，任何一个外来的文化，进人中国后，凡与中国的中华文化互动、融合的，就会在中国落地生根，发扬光大，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一个经典案例。为什么？因为佛教之根深深地扎入了中国文化的土壤。
所以，虽然人类学是在西方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种学科形式的文化表达，如同佛教一样，是在印度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种宗教形式的文化表达，传人中国后势必要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落地生根，佛教落地生根成了中国佛教，那么人类学也必定要、也必定会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落地生根，形成人类学的中国学派。
在此，人们会问：什么是中国文化土壤？中国文化土壤的内涵又是什么？
所谓中国文化土壤是指中华民族文化得以繁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而中国文化土壤的内涵包括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三个方面。
地理环境是中国文化土壤的硬件。从整个地球来看，中国处在北温带大陆环境之中，东临太平洋，北接蒙古大草原，西为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南有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形成一个半封闭的自然地理结构，以及西高东低、面向大洋逐级下降的地形特点。据地理学家研究：中国这种地形特点，不仅有利于来自东南方 《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谈起(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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