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谈起
家、进化论人类学家高延(J．J．M. de Groot)1877年来到中国，目的原本是进行政务、商务考察，为殖民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但一到中国福建马上被当地的文化所吸引，放弃了原定的任务，深入厦门南蒲( Nanputt)寺一带作田野调查。他先后在厦门居住了十二年。1882年，他根据自己所收集到的厦门城乡民间仪式材料和文献材料，写成《厦门岁时记：中国人的民间信仰研究》。1892年，又写成《中国宗教系统》(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一书。由于古典进化论的影响，他把在近代中国所观察到的习俗、仪式和信仰解释为古代社会的“遗存”，但他所谓“古代社会”指的不是原始时代，而是指《礼记》的先秦时期。
运用人类学对中国乡村进行人类学的研究大多起始于二十世纪初的一些教会学校或一些学校中的外籍教授，他们为指导学生实习，从事一些小规模的调查研究，如1917年清华学堂美籍教授狄德莫(C．G．Ditmer)指导学生在北京西郊调查195家居民的生活费用。严格意义上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人葛学溥( DanielHarrison Kulp)是中国人类学以田野工作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研究的最早的一位。他于1918-1923年指导学生在广东潮州调查有650人的凤凰村，1925年在美国出版了《华南农村生活》(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ysm，1925) 一书，该书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汉民族社会，详细地记录了凤凰村的经济、家庭、宗教、教育、人口及社区组织的情况。此后在沪江大学美籍教授白克令(H．S．Bucklin)指导下，对当时上海的一个仅有360户人口的小乡村沈家行进行了调查，1924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版的《沈家行实况》一书。1922年，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请马伦(C．B．malone)和戴乐尔(J．B．Tagler)教授指导九所大学的六十一个学生，分工调查直隶（今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二百四十个村，用县、村及家庭三种问题表调查，内容注重农民生活，于1924年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1922年，金陵大学美籍教授约翰·卜凯(J．L．Buck)指导学生在安徽芜湖附近调查一百零二个农场情况，特别注重田主及佃农的全年收入和支出。1923年又指导学生用详细问题表在直隶盐山县调查一百零五个农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调查结果用英文出版了《中国农场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 1930）。
西方人类学家们对中国乡村的这些考察和研究，奠定了人类学中国学派研究的基础。
2．中国学者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研究也起始于乡村社会
1925年，清华大学陈达教授指导学生在附近成府村调查91户家庭居民生活以及本校工人141人的生活状况。从此之后，乡村人类学社会学调查研究的活动逐渐盛行，出版的作品也逐渐增多。到1935年前后发展到了高峰。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二，一是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调查研究活动。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前身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社会调查部，由陶孟和、李景汉主持，于1926年2月接受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捐助的专款，供作社会调查费用。他们先后出版了二十余种书籍，主要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商务印书馆，1929年），此书是李景汉教授指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实习调查的结果，内容包括北平西北郊甲屯、黑山扈、马连洼、东村四个村庄一百六十四户家庭的社会及经济状况。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首推李景汉主编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二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研究活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京中央研究院成立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由留美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陈翰笙担任。1929-1930年，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陈翰笙、王寅生主持下，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进行农村调查；薛暮桥等则对广西农村及上海宝山、河南、陕西等地进行调查，写出了一批调查报告，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是其中的代表作。
3．中国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研究始自乡村社会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术团队形成，其代表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教授，也就是费先生和林先生的老师。吴文藻于1923年赴美留学，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初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吴先生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第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的科学人才。他在对西方许多社会学人类学派反复比较并深思熟虑之后，最终锁定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理论和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派的理论。1932年燕京大学聘请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派克( Robert Ezra Park)担任客座教授。派克燕大讲学期间，把社区研究的方法和参与观察的手段带到了中国。1935年吴文藻听从了派克的建议，邀请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的拉德克利夫·布朗( Radcliff Brown)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讲学活动。布朗在燕大开设了“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了“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讨论班。从此，开启了真正的人类学中的乡村调查和研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费孝通与新婚夫人王同惠深入广西大瑶山，历经生死，完成了调查报告《花篮瑶社会组织》；林耀华回福建，进村入寨撰写了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他们的人类学研究生涯都是从乡村社会开始。所不同的是费先生的乡村研究是从中国少数民族的乡村社会始，林先生的乡村研究是从中国汉族的乡村社会始。
此后，费先生到英国留学，师从马林诺夫斯基，撰写了《江村经济》为名的博士论文，林先生到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撰写了《金翼》一书。可见，费、林两位先生，虽分别留学英美，但君子所见略同，他们的论文也都是以中国乡村社会（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为研究对象。
几乎与费、林同时，中国其他一些人类学家如杨庆堃考察了山东的集市，写出了《 《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谈起(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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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人类学对中国乡村进行人类学的研究大多起始于二十世纪初的一些教会学校或一些学校中的外籍教授，他们为指导学生实习，从事一些小规模的调查研究，如1917年清华学堂美籍教授狄德莫(C．G．Ditmer)指导学生在北京西郊调查195家居民的生活费用。严格意义上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人葛学溥( DanielHarrison Kulp)是中国人类学以田野工作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研究的最早的一位。他于1918-1923年指导学生在广东潮州调查有650人的凤凰村，1925年在美国出版了《华南农村生活》(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ysm，1925) 一书，该书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汉民族社会，详细地记录了凤凰村的经济、家庭、宗教、教育、人口及社区组织的情况。此后在沪江大学美籍教授白克令(H．S．Bucklin)指导下，对当时上海的一个仅有360户人口的小乡村沈家行进行了调查，1924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版的《沈家行实况》一书。1922年，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请马伦(C．B．malone)和戴乐尔(J．B．Tagler)教授指导九所大学的六十一个学生，分工调查直隶（今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二百四十个村，用县、村及家庭三种问题表调查，内容注重农民生活，于1924年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1922年，金陵大学美籍教授约翰·卜凯(J．L．Buck)指导学生在安徽芜湖附近调查一百零二个农场情况，特别注重田主及佃农的全年收入和支出。1923年又指导学生用详细问题表在直隶盐山县调查一百零五个农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调查结果用英文出版了《中国农场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 1930）。
西方人类学家们对中国乡村的这些考察和研究，奠定了人类学中国学派研究的基础。
2．中国学者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研究也起始于乡村社会
1925年，清华大学陈达教授指导学生在附近成府村调查91户家庭居民生活以及本校工人141人的生活状况。从此之后，乡村人类学社会学调查研究的活动逐渐盛行，出版的作品也逐渐增多。到1935年前后发展到了高峰。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二，一是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调查研究活动。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前身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社会调查部，由陶孟和、李景汉主持，于1926年2月接受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捐助的专款，供作社会调查费用。他们先后出版了二十余种书籍，主要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商务印书馆，1929年），此书是李景汉教授指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实习调查的结果，内容包括北平西北郊甲屯、黑山扈、马连洼、东村四个村庄一百六十四户家庭的社会及经济状况。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首推李景汉主编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二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研究活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京中央研究院成立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由留美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陈翰笙担任。1929-1930年，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陈翰笙、王寅生主持下，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进行农村调查；薛暮桥等则对广西农村及上海宝山、河南、陕西等地进行调查，写出了一批调查报告，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是其中的代表作。
3．中国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研究始自乡村社会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术团队形成，其代表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教授，也就是费先生和林先生的老师。吴文藻于1923年赴美留学，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初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吴先生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第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的科学人才。他在对西方许多社会学人类学派反复比较并深思熟虑之后，最终锁定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理论和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派的理论。1932年燕京大学聘请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派克( Robert Ezra Park)担任客座教授。派克燕大讲学期间，把社区研究的方法和参与观察的手段带到了中国。1935年吴文藻听从了派克的建议，邀请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的拉德克利夫·布朗( Radcliff Brown)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讲学活动。布朗在燕大开设了“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了“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讨论班。从此，开启了真正的人类学中的乡村调查和研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费孝通与新婚夫人王同惠深入广西大瑶山，历经生死，完成了调查报告《花篮瑶社会组织》；林耀华回福建，进村入寨撰写了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他们的人类学研究生涯都是从乡村社会开始。所不同的是费先生的乡村研究是从中国少数民族的乡村社会始，林先生的乡村研究是从中国汉族的乡村社会始。
此后，费先生到英国留学，师从马林诺夫斯基，撰写了《江村经济》为名的博士论文，林先生到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撰写了《金翼》一书。可见，费、林两位先生，虽分别留学英美，但君子所见略同，他们的论文也都是以中国乡村社会（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为研究对象。
几乎与费、林同时，中国其他一些人类学家如杨庆堃考察了山东的集市，写出了《 《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谈起(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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