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谈起
山东的集市系统》；徐雍舜和黄石对河北农村、农民进行了调查，分别写出了《河北农村社区的诉讼》和《河北农民的风俗》；廖泰初写出了《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李有义写出了《山西的土地制度》等。
可见，中国人类学兴起之时，乡村研究就成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主旋律。
4．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就建构在乡村社会这块土地上
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是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大部分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机构和高校都内迁到西部和西南地区。而在大后方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活动的主要有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进行的农村和工厂调查，华西大学进行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等，其成果主要有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和《玉村的农业与商业》，田汝康的《摆夷的摆》（又名《芒市边民的摆》），史国衡的《昆厂劳工》，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等著作。此外，费先生在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等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理论，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英文版首次面世的林先生的《金翼》( The Golden Wing)，成为当时学术界研究中国家族制度的典范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类学迎来的第一个学术发展高峰是建构在乡村社会这块坚实的土地上的。
5．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仍然建构在乡村社会“希望的田野上”
海啸之后，终于迎来了风平浪静的日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类学重建后，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
这期间的重要代表作是费孝通的《行行重行行》。这是费孝通先生从1981年东山再起以后一直到1991年约十年间研究乡村社会小城镇问题的文集，是对乡村社会社区研究方法的新开拓。还有从不同角度进行乡村研究的代表作品，主要有：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庄孔韶的《银翅》，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庄英章的《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潘维的《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王铭铭的《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 - 1999）》；徐杰舜和罗树杰的《南乡春色——一个壮族乡的社会文化变迁》；潘年英的“人类学笔行系列”丛书《故乡信札》，《木楼人家》，《伤心篱笆》；翁乃群的《南昆八村：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村落社会文化变迁》；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二十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和《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刘晓春的《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刘朝晖的《超越乡土社会——一个侨乡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孙兆霞的《屯堡乡民社会》。凡此等等，展现了中国人类学在“希望的田野”上丰收的景象。
6．中国人类学对早期乡村社会研究的追踪回访也收获在“希望的田野”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费先生多次重访了自己的田野调查点，写下了《三访江村》等文章。老一辈人类学家的回访再研究，启发了年轻一代的人类学学者庄孔韶教授，他开始把回访老一辈人类学家的调查点的想法付诸行动。经过庄孔韶等新一代人类学学者多年的努力，第一批回访的研究成果《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结集出版，为中国人类学的乡村社会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
回访学者从人类学的视角，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和展示了林耀华、杨懋春、葛学溥、许烺光、杨庆堃、波特夫妇、满铁调查者和杜赞奇等所研究过的八个著名田野点的社会文化变迁。通过回访再研究，兰林友发现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杜赞奇访问过的华北，是以多姓村为主的地区，宗族的外在物化标志很少，而且还有“同姓不同宗”的情况，是一种“残缺宗族”；周大呜论述了葛学溥访问过的广东凤凰村已走上乡村都市化的轨道；覃德清挖掘出来了波特夫妇访问过的广东茶山镇的茶山文化底蕴；阮云星针对林耀华的福建义序回访中的宗姓群体问题，尝试以社会结构变迁的宗族论来把握和阐释义序的宗族变迁；孙庆忠在杨庆垄曾经调研过的广东南景看到了“传统农民的终结”；潘守永在山东台头从多个层面列举宗族控制势力与宗族间的矛盾回应杨懋春的早期结论，即中国乡村研究存在的两大关系，一是家庭关系，二是村落关系；张华志、段伟菊在许娘光教授的田野调查点云南西镇，了解到西镇人的族群认同，呈现出实际利益和不同场景下的“双重认同”。
以林先生的大弟子庄孑L韶代表年轻一代人类学家们在对中国乡村社会田野点的回访研究中，为乡村人类学的研究界定了两层含义：一是指实际上的乡民和乡村社会( peasant society)的研究(不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经营者farm-er)；二是指中国本土乡村社会特定的回访与再研究( revisiting study)的学术检视．并强调指出，多元化视角研究的发展，对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后，回访与再研究的学术成果不断问世，主要有周大鸣对广东凤凰村的《凤凰村的追踪研．究》；段伟菊对云南西镇的研究《大树底下同乘凉——（祖荫下）重访与西镇人族群认同的变迁》；潘守永对山东台头村的研究《“一个中国的村庄”的跨时空对话——“抬头”重访》；阮云星对福建义序的研究《义序调查的学术心路》；美国学者黄宗智等人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1940—1942年在河北、山东六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六卷本《中国农村贯行调查》，分别对中国的小农经济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变化做了研究报告。兰林友对照满铁资料，考察了黄宗智和杜赞奇利用满铁资料做过研究的华北六个村落，并以后夏寨为主要田野调查点，撰写了《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
在对费孝通的禄村，许烺光的喜洲，田汝康的那目寨进行再研究中，张宏明的《土地象征——禄村的再研究》，把费先生《禄村农田》中的两条主线——土地制度以及消遣经济背后的公共仪式置于明清以来的社会变迁进程中加以考察，透露出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变化；梁永佳的《地域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从“非”喜洲看喜洲，深化了许烺光先生《祖荫之下》对喜洲的理解，展现了该地地域崇拜现象的等级结构；褚建芳的《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对云南德宏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 《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谈起(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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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人类学兴起之时，乡村研究就成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主旋律。
4．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就建构在乡村社会这块土地上
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是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大部分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机构和高校都内迁到西部和西南地区。而在大后方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活动的主要有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进行的农村和工厂调查，华西大学进行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等，其成果主要有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和《玉村的农业与商业》，田汝康的《摆夷的摆》（又名《芒市边民的摆》），史国衡的《昆厂劳工》，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等著作。此外，费先生在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等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理论，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英文版首次面世的林先生的《金翼》( The Golden Wing)，成为当时学术界研究中国家族制度的典范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类学迎来的第一个学术发展高峰是建构在乡村社会这块坚实的土地上的。
5．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仍然建构在乡村社会“希望的田野上”
海啸之后，终于迎来了风平浪静的日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类学重建后，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
这期间的重要代表作是费孝通的《行行重行行》。这是费孝通先生从1981年东山再起以后一直到1991年约十年间研究乡村社会小城镇问题的文集，是对乡村社会社区研究方法的新开拓。还有从不同角度进行乡村研究的代表作品，主要有：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庄孔韶的《银翅》，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庄英章的《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潘维的《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王铭铭的《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 - 1999）》；徐杰舜和罗树杰的《南乡春色——一个壮族乡的社会文化变迁》；潘年英的“人类学笔行系列”丛书《故乡信札》，《木楼人家》，《伤心篱笆》；翁乃群的《南昆八村：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村落社会文化变迁》；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二十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和《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刘晓春的《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刘朝晖的《超越乡土社会——一个侨乡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孙兆霞的《屯堡乡民社会》。凡此等等，展现了中国人类学在“希望的田野”上丰收的景象。
6．中国人类学对早期乡村社会研究的追踪回访也收获在“希望的田野”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费先生多次重访了自己的田野调查点，写下了《三访江村》等文章。老一辈人类学家的回访再研究，启发了年轻一代的人类学学者庄孔韶教授，他开始把回访老一辈人类学家的调查点的想法付诸行动。经过庄孔韶等新一代人类学学者多年的努力，第一批回访的研究成果《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结集出版，为中国人类学的乡村社会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
回访学者从人类学的视角，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和展示了林耀华、杨懋春、葛学溥、许烺光、杨庆堃、波特夫妇、满铁调查者和杜赞奇等所研究过的八个著名田野点的社会文化变迁。通过回访再研究，兰林友发现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杜赞奇访问过的华北，是以多姓村为主的地区，宗族的外在物化标志很少，而且还有“同姓不同宗”的情况，是一种“残缺宗族”；周大呜论述了葛学溥访问过的广东凤凰村已走上乡村都市化的轨道；覃德清挖掘出来了波特夫妇访问过的广东茶山镇的茶山文化底蕴；阮云星针对林耀华的福建义序回访中的宗姓群体问题，尝试以社会结构变迁的宗族论来把握和阐释义序的宗族变迁；孙庆忠在杨庆垄曾经调研过的广东南景看到了“传统农民的终结”；潘守永在山东台头从多个层面列举宗族控制势力与宗族间的矛盾回应杨懋春的早期结论，即中国乡村研究存在的两大关系，一是家庭关系，二是村落关系；张华志、段伟菊在许娘光教授的田野调查点云南西镇，了解到西镇人的族群认同，呈现出实际利益和不同场景下的“双重认同”。
以林先生的大弟子庄孑L韶代表年轻一代人类学家们在对中国乡村社会田野点的回访研究中，为乡村人类学的研究界定了两层含义：一是指实际上的乡民和乡村社会( peasant society)的研究(不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经营者farm-er)；二是指中国本土乡村社会特定的回访与再研究( revisiting study)的学术检视．并强调指出，多元化视角研究的发展，对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后，回访与再研究的学术成果不断问世，主要有周大鸣对广东凤凰村的《凤凰村的追踪研．究》；段伟菊对云南西镇的研究《大树底下同乘凉——（祖荫下）重访与西镇人族群认同的变迁》；潘守永对山东台头村的研究《“一个中国的村庄”的跨时空对话——“抬头”重访》；阮云星对福建义序的研究《义序调查的学术心路》；美国学者黄宗智等人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1940—1942年在河北、山东六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六卷本《中国农村贯行调查》，分别对中国的小农经济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变化做了研究报告。兰林友对照满铁资料，考察了黄宗智和杜赞奇利用满铁资料做过研究的华北六个村落，并以后夏寨为主要田野调查点，撰写了《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
在对费孝通的禄村，许烺光的喜洲，田汝康的那目寨进行再研究中，张宏明的《土地象征——禄村的再研究》，把费先生《禄村农田》中的两条主线——土地制度以及消遣经济背后的公共仪式置于明清以来的社会变迁进程中加以考察，透露出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变化；梁永佳的《地域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从“非”喜洲看喜洲，深化了许烺光先生《祖荫之下》对喜洲的理解，展现了该地地域崇拜现象的等级结构；褚建芳的《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对云南德宏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 《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谈起(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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