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的具体办法是——村学乡学，亦即乡农学校。所谓乡农学校，即在村建立村学，在乡建立乡学，将学校与政权机构合为一体。其“意在组织乡村，却不想以硬性的法令规定其组织间的分际关系，而想养成一种新礼俗，形著其组织关系于柔性的习惯之上。”（梁漱溟，1933：105-124）有学者认为：“梁漱溟希望的是通过学校中心废除官僚主义政府这个农民的祸根，相反，通过学校这种组织形式以及在作为教师而与农民相联系的乡建干部，政府就将与农民相联系。‘政府学校化’将反过来导致‘社会学校化’，这样就能将农村改造成为一个儒家集体主义思想的大学校。这种态度是设法打消农民对政府及公共事业那种传统的疑虑和敌视，而代之以农民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非传统的能动主义。通过村一级的参与民主，政治的力量将自地方有组织的民众，上达于与国家；而不再是发自上层庞大的官僚机构所分布的官方命令。”（艾恺，1996：254）
乡农学校的组织由四部分人构成，学众（全体乡民）、学长（监督训导）、学董（行政管理）、教员（乡学又有辅导员）（乡村社会工作者）。用梁先生的话来说，“这四部分人就是四个独立不同的作用，……。这四个独立不同的作用，还可以各用一个名词来代表他，就是：学众即立法作用；学董即行政作用；学长即监督教训作用；教员即推动设计作用。”（梁漱溟，1989：697）
总而言之，他试图以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引入农村，引导农民联合，实现乡村和农民自力。另外也需要经过训练，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乡村社会工作者进行引导和教化。由此可见，梁漱溟淡化了政府组织的介入，他的乡农学校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颇似非政府组织。其中的教员和辅导员是新文化的体现者，“他们多半是外来的人（不是本村或本乡的人），他们多半是在研究院受过训练或讲习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大的团体（乡村运动团体）分派出去负责使命作新的运动的。他们都负着帮助乡下人的使命，他们得到后方大团体的帮助——材料与方法的供给，然后再用以帮助乡下人。”（梁漱溟，1989：687）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
联系到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现状，社会工作的发展太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明显不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基层社会工作组织没有发展起来，各社区委员会没有转变角色，不能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基层组织的主导力量。目前来看，基层社会工作组织主要以非政府组织（NGO）和非盈利组织（NPO）的形式在发展，但发展缓慢，举步维艰。原因在于，一方面组织中的社会工作者缺乏专业训练，理想主义精神不足；另一方面是政府对独立的第三部门发展支持不足。在西方，非政府组织是社会工作的主要载体，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现代化程度同西方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发展出有本土特色的非政府组织，也将是目前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个难点；同时，民众对社会工作的误解也比较普遍，如“认为咨询员是法院的法官，可以申张正气，是街道的调解员可以在两边做说服工作。当得知我们是妇联学院办的机构，就将我们当作专为受气妇女撑腰、出气、打官司的娘家人。误解和过高的期望为工作带来了难度”（李洪涛，1996b:24）。这些问题都说明了目前我国的基层社会工作组织还能发挥出社会工作应有的功能。
梁漱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对团体的科学精神的强调，对乡村社会工作者理想主义精神的培养和专业训练，对我们社会工作本土化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通过淡化政府对社会工作的介入行为，以基层社会工作组织为起点（如大力进行社区建设和发展NGO），发动基层群体能动作用，使过去由自上而下政府引导福利发展转为自下而上的自我救助，这对市民社会发展程度不足，建设资金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张昱以上海社会工作发展为例，指出，“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把一些社会事务放到社会中，希望社会自己解决一些自己的事务。……那么，在社会建设中，应该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体承接政府返回的社会事务？矫正社会工作、禁毒社会工作、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体系的建设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即通过组建社会团体的方式承接由政府下放的社会事实。……这些思想和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往由政府直接管理这些事务，由政府直接为对象提供服务的行政模式，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张昱，2004：9-10）

启示三 立足本土，从传统中国文化中寻求社会工作的具体方案和方法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轴心是乡农学校和合作运动。他所建立的民间自我救助系统的核心是乡农学校，这种组织模式或曰具体方案是梁漱溟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出来的。他在山东菏泽中学的改革，正可以看成是整个社会改革方案的一个缩影。
在这样的学校中，其“谋求的是对整个人的教育——感情和道德上的指导及知识上的丰富，……学校也强调小组——这种存在与学生之间及师生之间的非组织性的相互影响”（艾恺，1996:153）。后来，梁漱溟认识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的乡约精神过于强调个人道德素质，而相对缺乏社会责任感。同西方相比，中国缺乏的是团体生活，中国人没有纪律习惯，没有组织能力。因而他认为在借助传统的乡约时，要改变其中的义务观念，“这个义务观念与以前说的义务观念又不是同一点，以前所说的义务观念只是此人与彼人彼此个人间的（如父对子，子对父，君对臣，臣对君等）；而现在要有的是：个人对团体，团体对个人的义务观念”（梁漱溟，1989：664）。为此，他在具体的方案中加入培养社会成员组织观念和使其适应团体生活的内容。如“学生坚持写日记，记录感情、道德及学业上的情况，这个日记要交给班主任看，通过看日记，班主任了解了学生的内心生活，就有充分的准备给他们进行帮助。”（艾恺，1996:169）这些方法同西方社会工作中的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的方法有相通之处。
在如何使公众成为团体的一分子，他提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要对团体其他成员有关切心；其二是关心过问团体的公事不放松。其中的关切心，可以与现代社会工作中强调的同理心进行比较。“所谓‘关切心’，就是说，团体里面的每个份子，对于团体的事都要知道关切注意。”（梁漱溟，1989：679）。当然，关切心

与同理心不是一个概念。同理心（Empathy）意思是“移情作用”，同理心是做好社会工作的前提。同理是一种设身处地的态度，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来理解其行为与感受。可见关切心是同理心的前提条件，同理心是关切心在面对面的互动层面具体而微的体现。因而，我们在社会工作中强调同理心的伦理价值时，需要先注意对关切心的培养。
此外，梁先生还提出乡农学校不用无情义的方法，偏重德教而不是法律，多用教育而少用法律解决问题。如《村学乡学须知》中所说：“学长是要领导众人学好的。凡不学好的人应本爱惜他之心而训饬他。或背地里规劝他，不令人知，以给他面子，不要等他小恶养成大恶，触犯刑罪！”这样的方法对于社会工作者仍有现实意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正在试图以传统心理来面对现代社会，因此，人情、面子、关系乃至情理是交往的准则。如果简单套用西方贯穿理性主义主线的社工理论和方法，恐怕是难以操作的。
概而言之，梁漱溟通过建设调和东、西精神和理念的乡村组织，把散漫落后的乡村社会改造成一个蕴涵新的义务观念的团体组织。具体方案是建设乡学、村学、即乡农学校，把乡约中消极的互助行为改变为积极的救助行动，民众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发展农村的生产力，逐步解决乡村的贫困问题，继而改造整个社会，实现乡村建设运动的最终目标。并使个人生命和生活有所保障，个人能力和人格受到尊重。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了20余年，尽管有本土化的旗帜，也认识到西方的社会工作具体方案和方法不具有文化适应性。但在目前200多所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大专院校中，课堂上仍传授的是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案和方法，教学和实践相脱节。其中有个别院校的教学实践基地对自己定位不清，似沦为咨询一类的心理医生角色。国内学者，如刘梦教授强调，“为了使社会工作扮演更有效的角色，社会工作教育者应该重新定义社会工作实务的重点、知识和价值基础，在发达国家引进知识和实务过程中，社会工作教育者应该重新定义西方的概念，如社区、人在环境中等，他们需要修订和发展出植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