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推动我国法治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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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推行法治，在文化层面的障碍是：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在许多方面因其与民主法治的深刻矛盾与冲突，构成了民主法治的反向力量；另一方面，当代的法律观念和法学理论往往沉缅于工具主义法治观之中。浓厚的法治实用主义色彩，使得这种法治文化观缺少一种必要的理性精神。由此，能够成功地导向法治并给以持久支撑的文化模式，也就难以建立起来。面对这种现实的困境，必须有一场“三个代表”指引下的法治文化变革，进行法律启蒙、观念变革和理性革命。
1、法律启蒙，就是通过法律知识的普及或法律宣传教育，使人民摆脱对法律无知的蒙昧状态。一个社会的法律意识状况，往往直接决定着法律的有效性和生命力。这不单是因为对法律无知的人容易触犯法律，而且是因为没有法律意识的觉醒，一个受害者就不知诉之于法，从而保护自己的权益和维护法律的尊严。可以说，人民群众对法律的掌握和运用，才是法律巨大力量的源泉。但是，在中国，我们的社会广泛存在着一种法律的思想蒙昧，一种阻碍法律起作用的“土壤”。尤其是一些领导者法律意识很薄弱、很模糊，缺乏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更严重的是，有些领导者号召别人守法，却不以法律为准绳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法律思想的蒙昧，对法治的负面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而要扫除这种法律思想蒙昧，改良这些阻碍法治的“土壤”，就必须对全社会进行法律思想启蒙，使广大人民养成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习惯，使领导者接受法律思想的洗礼并在奉公守法、依法办事方面身体力行。其中确立法治思想应是法律思想启蒙的中心课题。在这个意义上，江总书记亲自倡导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法律讲座，以及从1985年起开展的全民基本法律知识的普及活动，就是一件十分必要而又意义深远的大事。
2、观念变革，主要在于摒弃或改变各种传统的不利于推行法治的法律观念，树立符合法治要求的法律观念。所谓传统的法律观念，是中国历史上的法治文化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形成的独特法律思想相互交织的产物。不重视法律、不尊重法律或反对法治的文化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了当代中国推行法治的严重障碍。因此，大力进行法律观念的变革，弘扬现代法律精神，使尊奉法治的思想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将大大有助于廓清法治发展的道路。而在当前形势下，针对法律观念的现状，观念变革主要是抛弃“法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念，纠正重义务轻权利、重“官”轻民、重国家轻个人的观念，改变重政策、轻法律的观念，改变法律工具论而树立法的基本价值观（自由、民主和平等）等等。其核心是摒弃人治思想，确立法治观念。这是由于，人治思想在中国法律史包括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律史上，流毒至深，危害至极，影响至远，不坚决清除不足以行法治。
3、理性革命是指超越实用的眼界，确立法治的价值精神和对法律（法治）的信仰。在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时局所限，并未完成通过思想启蒙创立新的理性精神的历史任务。民主和科学还远未被中国人所信仰。当人们把法治当作一种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时，法治也就会像“工具”一样可用可弃了。国家真正成为法治国家的前提只能是：通过理性变革，使科学、民主、法治所体现的哲学精神成为全社会的最高权威。
从法律启蒙到理性革命，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也是新的法治文化逐步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一个以法治文化代替人治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就是建设具有法治精神和法治观念的党的领导层的问题。法治本身所强调的是一套民主、公正、自由的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法律制度，而不是领导层的个人智慧和素质。但法治社会也需要伟大的人物，推进法治也必须具有法治观念的领导层。正如黑格尔所言：“一般来说，民主政体的宪法，给了伟大政治人物最大的发展机会；因为它不但容许个人方面表现他们的才能，而且督促他们运用那些才能为公众谋利益。”（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05页）从法治文化制约法治运行的角度来看，实现法治的关键所在，是由法治观念规范、引导和推动法治的运作，以达到法治观念和法治运作的沟通。而这种沟通正是需要人来实现的，主要通过执政党、领导层和各类执法者来实现。这表明，在一个正在走向法治的国家里，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有较强的法治观念，特别象中国这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和人治传统的国家里，如果党的领导干部缺乏应有的法律素质，是很难摆脱人治社会的传统影响，真正做到依法治国的。建设具有法治精神和法治观念的党的领导层，这是依法治国对党的建设的要求。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培养的党员领导干部，才是能够达到法治观念和法治运作的沟通，推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党员领导干部。
法治之于中国，不仅是一种制度变革和组织重构，而且也是一场文化观念的革命。没有丰盈广博的先进文化根基，制度变革和组织重构是难以启动的，法治的大厦也就无法拔地而起并挺立于天地之间。而在这个法治大厦的建设中，“三个代表”的红旗一直是指引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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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推行法治，在文化层面的障碍是：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在许多方面因其与民主法治的深刻矛盾与冲突，构成了民主法治的反向力量；另一方面，当代的法律观念和法学理论往往沉缅于工具主义法治观之中。浓厚的法治实用主义色彩，使得这种法治文化观缺少一种必要的理性精神。由此，能够成功地导向法治并给以持久支撑的文化模式，也就难以建立起来。面对这种现实的困境，必须有一场“三个代表”指引下的法治文化变革，进行法律启蒙、观念变革和理性革命。
1、法律启蒙，就是通过法律知识的普及或法律宣传教育，使人民摆脱对法律无知的蒙昧状态。一个社会的法律意识状况，往往直接决定着法律的有效性和生命力。这不单是因为对法律无知的人容易触犯法律，而且是因为没有法律意识的觉醒，一个受害者就不知诉之于法，从而保护自己的权益和维护法律的尊严。可以说，人民群众对法律的掌握和运用，才是法律巨大力量的源泉。但是，在中国，我们的社会广泛存在着一种法律的思想蒙昧，一种阻碍法律起作用的“土壤”。尤其是一些领导者法律意识很薄弱、很模糊，缺乏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更严重的是，有些领导者号召别人守法，却不以法律为准绳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法律思想的蒙昧，对法治的负面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而要扫除这种法律思想蒙昧，改良这些阻碍法治的“土壤”，就必须对全社会进行法律思想启蒙，使广大人民养成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习惯，使领导者接受法律思想的洗礼并在奉公守法、依法办事方面身体力行。其中确立法治思想应是法律思想启蒙的中心课题。在这个意义上，江总书记亲自倡导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法律讲座，以及从1985年起开展的全民基本法律知识的普及活动，就是一件十分必要而又意义深远的大事。
2、观念变革，主要在于摒弃或改变各种传统的不利于推行法治的法律观念，树立符合法治要求的法律观念。所谓传统的法律观念，是中国历史上的法治文化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形成的独特法律思想相互交织的产物。不重视法律、不尊重法律或反对法治的文化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了当代中国推行法治的严重障碍。因此，大力进行法律观念的变革，弘扬现代法律精神，使尊奉法治的思想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将大大有助于廓清法治发展的道路。而在当前形势下，针对法律观念的现状，观念变革主要是抛弃“法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念，纠正重义务轻权利、重“官”轻民、重国家轻个人的观念，改变重政策、轻法律的观念，改变法律工具论而树立法的基本价值观（自由、民主和平等）等等。其核心是摒弃人治思想，确立法治观念。这是由于，人治思想在中国法律史包括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律史上，流毒至深，危害至极，影响至远，不坚决清除不足以行法治。
3、理性革命是指超越实用的眼界，确立法治的价值精神和对法律（法治）的信仰。在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时局所限，并未完成通过思想启蒙创立新的理性精神的历史任务。民主和科学还远未被中国人所信仰。当人们把法治当作一种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时，法治也就会像“工具”一样可用可弃了。国家真正成为法治国家的前提只能是：通过理性变革，使科学、民主、法治所体现的哲学精神成为全社会的最高权威。
从法律启蒙到理性革命，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也是新的法治文化逐步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一个以法治文化代替人治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就是建设具有法治精神和法治观念的党的领导层的问题。法治本身所强调的是一套民主、公正、自由的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法律制度，而不是领导层的个人智慧和素质。但法治社会也需要伟大的人物，推进法治也必须具有法治观念的领导层。正如黑格尔所言：“一般来说，民主政体的宪法，给了伟大政治人物最大的发展机会；因为它不但容许个人方面表现他们的才能，而且督促他们运用那些才能为公众谋利益。”（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05页）从法治文化制约法治运行的角度来看，实现法治的关键所在，是由法治观念规范、引导和推动法治的运作，以达到法治观念和法治运作的沟通。而这种沟通正是需要人来实现的，主要通过执政党、领导层和各类执法者来实现。这表明，在一个正在走向法治的国家里，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有较强的法治观念，特别象中国这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和人治传统的国家里，如果党的领导干部缺乏应有的法律素质，是很难摆脱人治社会的传统影响，真正做到依法治国的。建设具有法治精神和法治观念的党的领导层，这是依法治国对党的建设的要求。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培养的党员领导干部，才是能够达到法治观念和法治运作的沟通，推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党员领导干部。
法治之于中国，不仅是一种制度变革和组织重构，而且也是一场文化观念的革命。没有丰盈广博的先进文化根基，制度变革和组织重构是难以启动的，法治的大厦也就无法拔地而起并挺立于天地之间。而在这个法治大厦的建设中，“三个代表”的红旗一直是指引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航标。
《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推动我国法治文化建设(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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