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应对时代转型的战略思想

答的问题，但又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回答，必须从国际与国内两个视角加以审视。  
从国际角度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首先在于国家的强大。回顾1997年东南亚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不难发现，一个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是很容易遭受外部经济冲击的，而外部世界的经济冲击会给本国的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损失，比如资产缩水、就业机会减少、国民经济出现增长危机等。由此而造成的国内政治动乱与社会动荡，还会使国民的根本利益受到巨大影响。因此，在资本与其他要素均可以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从国内角度来看，根据邓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和“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显然在于发展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就经济是基础而言，一切利益最终都将表现为经济利益，如果我们讨论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应当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我们党为什么必须要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涉及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我们党自1949年以来已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党的地位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在执政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这不仅导致了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受挫，而且也使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很大影响。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势必导致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受到侵害，从而引发执政党合法性的危机。因此，要确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与牢固的群众基础，我们党就不能只代表部分社会群体或阶层的利益，而应当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及时地调整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与工作中心，领导全党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征程，从而取得了改革与开放的伟大胜利，并且实现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因此不断得到提高。  
但是，在经济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说法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现象的发生，表明一国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够为执政党带来合法性。经济增长是合法执政的必要条件，但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还需创造合法执政的充分条件，那就是为全体国民创造公平参与经济增长、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换句话说，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中，仅仅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尽快做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共同富裕。  
众所周知，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并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是因为，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不能对人们的经济活动产生有效激励，因而会导致效率的损失。用政府的转移支付来缩小人们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经常采用的一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但是这一方法的成本是很高的，并且，使用这一方法在缩小人们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它所能达到的最好效果只能是消除贫困。因此，我们需要探寻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方法。  
要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应当采取以下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措施：  
(1)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这不仅可以解决社会的公平问题，而且还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知识存量。在知识已经成为价值与财富主要源泉的新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的主要根源在于人们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知识拥有量的差异。因此，政府若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就可以同时达到迅速发展新经济、又使人们可以比较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进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稳定目标。  
(2)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以便保持政治运行、行政运行和社会经济运行的相对独立性，借以防止和杜绝钱权交易现象的发生。当然，为了实现这样的变革，我们还需要建立一种真正的、为全社会所接受的、从而是具有社会契约性质的所有权制度。在新古典国家理论中，原本就有这样的定理：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发展，取决于政府是否有能力来界定和保护人们的产权。而钱权交易实际上是一种对人们的财产权利进行侵犯的行为，因而必须通过建立一种有效的、能够得到全社会承认与政府保护的所有权制度来加以制止。  
(3)放松政府管制，给予人们公平与自由地进入市场实现其劳动价值与要素价值的机会。如果人们需要金钱铺路，或者利用关系才能进入市场，那么就会产生钱权交易的现象。政治体制改革与所有权制度的建立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与所有权的改革并不能解决由政府干预而引起的人们进入市场的壁垒，比如繁琐的行政审批和市场禁入等。面对这样的问题，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管制才能解决。政府放松管制的关键，就是要倡导一种自由的企业制度，这种自由企业制度的基本要义在于开业自由，开业自由不仅仅是指变传统的审批企业制度为登记制，更为重要的是在于大幅度降低人们的开业费用，这种费用当然应当包括货币和时间这两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实实在在地降低人们自由开业的成本，那么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新精神与企

业家精神就会被解放出来，每一个人都将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能力去抓住市场机会，那种因为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均等而产生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也将随之消失。  
(4)加快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缩小城乡差别。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在造成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别的诸因素中，由改革时间差而产生的作用正在不断递减，而由二元经济结构因素产生的影响力则变得越来越大了。因此，加快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已经成为缩小中国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议题和方法。事实表明，在中国农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不超过30%，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0%以上的情况下，要想使广大农民通过从事农业生产来解决温饱、提高收入水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这么说，今天中国的农业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而不是农业产出匮乏的问题，而农民问题归根结蒂就是一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问题。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地区与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出路就在于加快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  
  

《“三个代表”：应对时代转型的战略思想(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