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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思想批判


是既讲竞争又讲协作,他们法人参股,各企业命运相通,同时,每一个企业内部劳资间、上下级间亦构成一个和谐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儒家的“和”的精神在日本得以很好的体现。反观中国––––––“和”的概念的发源地,人与人倾轧,面和心不和;企业与企业出口时争相削价,致使国家损失惨重。所以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几个中国人是条虫。

    儒家信命。孔门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正因为相信命,因此,孔子相信上天委托给自己的使命–––––––“天生德于予”;“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也正因为相信命,所以,不患得患失,心胸博大–––––––“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

    中国人大多是命定主义者,所以,少有闯劲,少有冒险,少有抗争。

    孔子信命、畏天,但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子不语怪、力、乱、神”。子路问他鬼神之事,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敬鬼神而远之”。有人问死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中国人大抵是无神论者,尽管民间有许多支离破碎的鬼神信仰。但如信孔子、关公、妈祖、灶王、土地神、八仙、菩萨等,与其说是信鬼神,不如说是以此寄托对生活、生命的留恋。

    如此无超然的信仰、无纯正的宗教,有时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但在社会剧变时期它会导致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瓦解,所以,中国人的世俗思想、价值观很容易发生动摇、崩溃。如晋时、明末、“五四”时期、“文革”时期。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可见,孔子有浓郁的道家出世思想。它也说明,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是儒中有道,道中有儒(老子庄子也有治世的思想)。

    但孔子为什么没有出世做隐士呢?隐士们讥讽他“累累如丧家之犬”,在无道的乱世还到处奔忙,可孔子回答得很好:“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假若是个有道的社会,我孔丘就不参与改革了。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要挺身而出!)”

    可见,孔子有一种气节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有一种乐观进取、追求“道”的精神:“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志于道,据于德”,“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追求“道”,但“道”不等于“真理”。中国人没有多少是非之心、正义感、真理意识。“真理”一词本来就不属于汉语的话语系统,是外来的。

    有人问孔子:倘若儿子偷了人家的羊,做父亲的知道后是应当包庇还是揭发儿子呢?孔子答:应当包庇儿子。因为伦理高于正义!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也就是说,老百姓中有坏的东西,圣人也应当包容它。

    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可见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总是霸占了仁义真理,长此以往,老百姓当然对正义之类的东西概念模糊了。所以,赵高指鹿为马,大家只好频频点头。

    于是在现实中,中国人对错误的、丑陋的、恶的东西往往能熟视无睹,甚至助纣为虐。

    模糊是非以至于成为一些人的修身准则,庄子提出“齐是非”,白居易要求自己“心中泯灭是非心”,郑板桥的一句“难得糊涂”风靡千百万、几个世纪的中国人。

    所以,中国社会往往恶势力横行,人们一方面只顾保全自己,另一方面也不择手段地行事。

    中国人没有多少正义感,但有“正气”感、“气节”意识,也就是为社稷牺牲、为皇帝效忠的思想。

    孔子之后,孟子的思想成为主流,其人性本善、仁政、天人合一、天民的学说,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主义影响深远,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稍后,另一大儒荀子主张人性本恶、礼法并重、天人相分、勘天(战胜大自然)、天地人三才平等这些类似于西方的思想,反映了中华智慧的旁支,终究没有引起中国人观念的革命。

    孟子之仁政学说、民本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如朱元璋之类的流氓皇帝对他恨之入骨,撤了他的牌位;但孟子的学说的欺骗性也是很大的。

    孟子重视人、民心、自我的作用,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因此他告诫统治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后人根据他的思想又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其实,老百姓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愚民、暴政也使得人民麻木畏惧,所以,坏蛋皇帝再多,王朝往往也能绵延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可见,所谓载舟覆舟实为中国人的欺人之谈!

    孟子还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为明君清官的理论基础,人民总是如此翘盼,可现实总是昏君暴官。

    孟子称:“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政府放在第二位,统治者放在第三位;此理论诚可贵,可专制社会何曾做到过这样?谁不是把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呢?除非在民主社会,选民可以把不顾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赶下台。

    孟子又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养“浩然之气”,此话乍一听不错,可仔细一想:何为“贤”?多数无非是溜须拍马,熟背八股的人;何为“能”?多数是八面玲珑,四平八稳的人;何为“浩然之气”,无非是效忠统治者、视死如归、两袖清风、养心寡欲的圣贤。

    不过,孟子达到了中国人治社会的最高境界。

    孟荀以降,出现了董仲舒这个“圣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原始的儒家科举制是他的功劳,他主张以德治取代刑治,改变秦的暴政;他规定“三纲五常”,从内心奴化人民;他发明天人感应学说,提出皇权授命于天;他运用五行生克循环解释王朝更替,以“天不变,道亦不变”巩固封建道统;他根据《公羊传》中的三世说“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及《礼记》中的三世说“乱世”――“小康”――“大同”描绘了中国人的太平盛世梦想,其实是中国人治境界的乌托邦;他的科举倡议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保持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沟通,成为一剂医学专用药,使得老百姓屈服于专制统治和升官发财的梦想。

    汉以降,王充的唯物主义、范缜的无神论、张载的以气为本体的学说、程颐程颢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李贽黄

《中国哲学思想批判(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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