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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思想批判


隧,泽无舟梁”;“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的原始社会。

    庄子还有强烈的反异化思想,也就是反对人与自我、人与本性的分离,反对人被外物所驱使、控制,迷失在社会之中和金钱、名利、灯红酒绿之中:“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丈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趾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而轻亡其身,岂不悲哉!”“人为物役,心为形使,终生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臬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所以,庄子要求“物物(控制外物)而不物于物”,“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丧己于物”,不“以物易其性”,不“以仁义易其性”,应“形体保神”,“法天贵真”,保持人格的纯洁性、独立性。

    庄子是“欲复归根”,在为人类寻找归宿、根柢、精神的家园,寻找文明的“旧国旧都。”

    西方是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后,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纸醉金迷、机械化劳作的背景下由马克思、尼采、萨特、马尔库塞等人提出反异化的,而中国人在物质生产极其不发达的二千年前就开始反异化,导致了经济的落后,人民生活的贫困化。

    中国文化从各个方面否定“利”。

    老庄之后,魏晋“玄学”大盛,王弼、向秀、郭象尚“无”;嵇康、刘伶、阮籍“任我”,行为放荡;王衍、乐广为主“清谈”;王导、谢安主“风流”;皆为道家之发展,世称“新道家”。

    “专制令人冷朝”,道家、新道家是对儒家的冷朝。 

                             五 

    中国思想流派中的墨家对历史的影响很值得我们玩味。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约生于公元前479年,卒于公元前381年,可能是鲁国或宋国人。墨子为武侠,其“兼爱”思想是武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精神的延伸,“尚力”更是武士精神;尚贤、尚利、节俭、非攻、非命反映了低层人民的平等、功利、和平和改

变命运的要求,尚同(主张一致行动)则代表了武士团体和专制社会的统一意志的要求,天志、明鬼反映了民间社会的鬼神信仰。

    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周爱人(爱普遍的人)”,要求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认为只要这样做就能平息长期的动乱,因为“乱自何起?起不相爱。”可见,墨子与孔子一样,构筑的是人性本善的道德城堡、空想乌托邦。

    不过,墨子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与“耻于言利”“义利对立”的儒家相反,他以“观其中(合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检验事物的标准,主张“务求兴天下之利。”墨子还以功利主义解释“兼爱”,认为“爱利万民”,“爱人利人生。”

    墨家进一步提出“节用”、“非乐”的思想,反对贵族的奢侈浪费和享乐主义,因为对于“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必须“强力疾作”的劳动人民来说,统治者美食华服、大兴土木,儒家厚葬礼乐之类,使得“民力尽于无用”,是应当制止的。

    墨家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呼声,所以一度十分显赫,《孟子》中有“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说。

    墨家门徒组成了一个能够采取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其首领叫“钜子”,他对成员具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墨子是第一任钜子。他们曾帮助受到楚国威胁的宋国进行军事防卫,墨翟还亲自到楚国游说,劝说罢兵成功。

    墨家团体的组织原则是“尚同”,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绝对服从。他们还有严格的墨家之法,严厉处罚违背墨家之法的门徒。

    墨家实际上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也反映了小农基础上的中国主义的专制之必然。

    墨家片面强调感性经验,否定理性理论,称:“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凡事都要“取实予名(按照实际形成概念)”。当代则有人把“实践”抬高到检验所有科学真理的基础地位,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抽象思辨,照此说法,现代科学的许多先导性独创理论就不是真理。譬如,二进制、图论、数论、群论、量子力学等许多理论当初是没有“实践”基础的。

    墨家及其后学还有许多民粹主义、经验主义、空想主义,以及反抽象知识、反知识分子的论调,如清朝的颜元说:“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墨家人物的无知、小农眼光的狭隘和墨家理论落后性。

    毛泽东以墨反儒。哲学家李泽厚曾指出: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和伦理的祸害,毛泽东力图通过发掘本国文明中的资源,以一种独特的民族方式绕过工业化文明,直接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因此,他主观地美化农民、崇拜农民,以传统农业社会作为超越的理想基础。他曾经率领农民以土枪土炮打下了中国,他认定用土高炉、土技术也能建设一个现代化。他不再相信西方积累了几百年的工业社会规范,反过来迷信中国传统中那种自发的小生产经验。他象墨子一样执着于经验理性,沉耽于兼相爱、交相利的大同空想,并将理想的实现寄托于信徒们“摩顶放踵”的殉道精神上。

    一方面是宏伟瑰丽的奇思异想,另一方面是自我封闭的知识结构。一方面是反抗传统的豪迈气魄,另一方面又是被摆布于传统之间的思维心理。这就构成了“大跃进”和“文革”的设计者以墨反儒、以传统反传统的矛盾心态。毛泽东打断的不是传统,而是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进程。

《中国哲学思想批判(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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