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近几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的大多数中青年干部觉悟高、思想好,是能胜任工作的,但是也确有不少中青年干部成长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党风败坏对他们是有影响的;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舆论又使他们难辨是非;旧社会某些沉渣泛起,对他们也有一定的诱惑力;再加上西方敌对势力“分化”和“西化”社会主义思潮的侵蚀,使他们对“三个代表”的深刻含义和深远意义理解不透,认识肤浅,在前进的方向上若明若暗,有时甚至模糊不清,很可能走向与党的要求相背离的道路。事实上也确有一些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之后,不是老老实实做人民的“公仆”,而是以党谋私,贪污腐化,道德败坏,脱离群众,违背“三个代表”的要求,成了党的事业的蛀虫,甚至与人民为敌,走上了犯罪道路。所以教育他们时刻不忘“三个代表”,牢记党的性质和任务,懂得搞好当前工作和实现党的最终目标的关系,懂得严守党纪国法,廉洁奉公,做到拒腐防变;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成为党史教育功能的重要内容,这就是“三个代表”对党史资政育人功能提出的新要求。
所以我们要通过党史研究和党史教育,使广大中青年干部知道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课书,懂得党是适应“三个代表”的要求而诞生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是以“三个代表”为根本而制定的,在贯彻实施中积累的经验(含教训),形成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生动体现。只要我们全体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广大中青年干部不忘记它,始终坚持它,就有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有了保障,我们的四化大业就大有希望。
三、“三个代表”为检验党史研究成果提出了新标准
以往检验党史研究成果的标准,一般是以是否客观地反映了客观历史发展过程来衡量的。这一标准是必要的,正确的。因为如果歪曲历史,离开历史的真实而随风改写历史,当然是极坏的作品,极恶劣的作风。但是仅仅考虑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性还是很不够的。因为史事的真实并不能代表研究的深度,并不能说明认识了党的历史本质和掌握了其规律。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则为评价党史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新标准,即是要看党史著作是不是反映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是不是反映了党史的本质和规律,是不是正确地、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一本党史著作出版,判定它是否写得成功,只要用“三个代表”的标准去检验,便可知道。党史著作中反映了党在社会变革中的先进作用,即反映了党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便能使人们读后知道共产党不可战胜的根本原因,了解党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和党担负的历史任务,并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增长知识和才干,提高领导水平,自觉地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而奉献,而奋斗。这样的史书,就可以起到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相反如果我们的党史研究成果只是文山会海的资料堆积,或只孤立地写了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这就很不成功。因为这只反映了党史一个侧面,或只写了一条线,还远远不是党史的全部,没有抓住本质性的东西,所以无法总结出符合“三个代表”的历史经验,看不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什么,这样的党史著作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不能称之为优秀的党史著作。党的历史应当是党带领全体党员和人民,团结党的朋友,共同奋斗的历史,它表现在方方面面,是立体的,不只是一个面或一条线。
然而,要使大量优秀的党史著作问世,还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为标准。困难再大,问题再多,也不能离开“三个代表”的标准去敷衍。因此,我们在党史研究中,必须下大功夫,花大力气,潜心研究,精益求精,写出更多更好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党史著作。只有这样的党史著作,才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任何敌对势力都无法推翻的经得起考验的信史。它将成为传世之作,无价之宝。我们应该为此而不懈地努力,把党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推向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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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要通过党史研究和党史教育,使广大中青年干部知道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课书,懂得党是适应“三个代表”的要求而诞生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是以“三个代表”为根本而制定的,在贯彻实施中积累的经验(含教训),形成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生动体现。只要我们全体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广大中青年干部不忘记它,始终坚持它,就有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有了保障,我们的四化大业就大有希望。
三、“三个代表”为检验党史研究成果提出了新标准
以往检验党史研究成果的标准,一般是以是否客观地反映了客观历史发展过程来衡量的。这一标准是必要的,正确的。因为如果歪曲历史,离开历史的真实而随风改写历史,当然是极坏的作品,极恶劣的作风。但是仅仅考虑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性还是很不够的。因为史事的真实并不能代表研究的深度,并不能说明认识了党的历史本质和掌握了其规律。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则为评价党史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新标准,即是要看党史著作是不是反映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是不是反映了党史的本质和规律,是不是正确地、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一本党史著作出版,判定它是否写得成功,只要用“三个代表”的标准去检验,便可知道。党史著作中反映了党在社会变革中的先进作用,即反映了党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便能使人们读后知道共产党不可战胜的根本原因,了解党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和党担负的历史任务,并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增长知识和才干,提高领导水平,自觉地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而奉献,而奋斗。这样的史书,就可以起到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相反如果我们的党史研究成果只是文山会海的资料堆积,或只孤立地写了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这就很不成功。因为这只反映了党史一个侧面,或只写了一条线,还远远不是党史的全部,没有抓住本质性的东西,所以无法总结出符合“三个代表”的历史经验,看不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什么,这样的党史著作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不能称之为优秀的党史著作。党的历史应当是党带领全体党员和人民,团结党的朋友,共同奋斗的历史,它表现在方方面面,是立体的,不只是一个面或一条线。
然而,要使大量优秀的党史著作问世,还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为标准。困难再大,问题再多,也不能离开“三个代表”的标准去敷衍。因此,我们在党史研究中,必须下大功夫,花大力气,潜心研究,精益求精,写出更多更好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党史著作。只有这样的党史著作,才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任何敌对势力都无法推翻的经得起考验的信史。它将成为传世之作,无价之宝。我们应该为此而不懈地努力,把党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推向新的水平。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