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心性论作为伦理学基础是否可能？——以思孟学派为个案（下）

五．儒家伦理学的关系映射推定

前面说到，中国思维推衍形式的特征可以叫做“关系映射推衍”，这同样适合于儒家从心性论到伦理学的推衍过程。

儒家有一个向来为人们所忽视的极为重要的观念，叫做“推”：“推己及人”、而且“及物”。此“推”乃是知行合一的，既是“知”（推求），也是“行”（推行）。其实，其他各家也都讲“推”，例如号称“谈天衍”的阴阳家驺衍，其基本方法也是“推”：“先验小物，推而大之，以至无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有两方面的推：时间上的“五德终始”是阴阳五行纯粹关系的映射推衍，空间上的“大九洲”也是从一九（小九洲）到九九（大九洲）的纯粹同构关系的映射推衍。但儒家的“推”有其特点，我曾打过一个比方：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一颗石子，溅起一圈圈的涟漪，一层层地向外波及。这水面便是世界、尤其人伦世界，这石子便是性情（未投为性，已投为情）（41），而这涟漪便是仁爱所及；圈层从中心到边缘，在时间上和程度上的差异，便是所谓“爱有差等”；最终毕竟波及整个水面，便是修齐治平、“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孟子谈这种“推”：“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梁惠王上》）我们这里的讨论暂时不涉及“行”，而专言“知”。“凡有四端于我者，皆知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公孙丑上》）这种“扩充”之“推”，就是纯粹关系映射推衍。

朱熹谈到《中庸》时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这就是说的《中庸》形上的心性论前提与其形下的伦理学定理之间的推衍关系。但实际上是《大学》的“三纲八目”把这种推衍关系进一步细化了，是最为典型的从心性论向伦理学的层层映射推衍过程：

1．心灵伦理结构——修身

前面说过，“八目”当中的格、致、诚、正，其实都是修身；所以，第一层次的映射推衍乃是修、齐、治、平。这种推衍乃是一种“扩而充之”的程序，即体现为时间上、空间上的扩展，所以《大学》提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那么，何者为先？按心性论，当然以身为先，以己为先，以心为先。这就是《大学》和《中庸》的共同格局，《大学》指出：“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中庸》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目的，就是“先立乎其大者”，亦即首先确立作为推衍根据的原初结构：心灵结构。而在儒家，这种心灵结构本身已是伦理结构，亦即带有浓郁的伦理色彩，所以可称之为“心灵的伦理结构”。

但修身本身又有其内在映射推衍，亦即《大学》的前四条目格、致、诚、正。我的意思是说，并非格致诚正四者是一个心灵结构，而是它们各自都是心灵结构，它们之间的关系则是这种结构关系之间的映射推衍：

（1）格物：事理结构

儒家把“格物”作为“初学入德之门”的第一步，意义在于确立映射推衍的根本结构。程颐解释“格物穷理”时说：“格物穷理，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所以能穷者，只为万物皆是一理。”（《遗书》卷十五）所谓“万物皆是一理”是说万事万物具有共同的关系结构，只是“理一分殊”、“月印万川”，所以可以“类推”。再次强调，不能把“类推”理解为“类比推理”。根据上文对“类”与“推”的讨论，“类推”就是纯粹关系映射推衍，所以他说“天下物皆可以理照”（《遗书》卷十八），这个“照”字用得好，正是说的映射。其实，西方的“逻辑”也跟“理”一样，“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语类》卷九十四）。“逻各斯”只有一个，“理”只有一个。

关于“格物致知”，这是关于儒学的一大公案，我不想在这里啰嗦。简单说，我把“格物”视为确立“事理结构”，这并不是“唯物反映论”的观点。按照儒家正统观点，心性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人所固有的德性：“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这就是说，五官的好恶是命，五常的精神是性；合起来说即是“性命”，都是天性天伦。因此，我们对“格物致知”之“物”也须按儒家自己的正宗理解来讲：（1）这个“物”不是实体，而是“事”“事理”。这是汉儒以来的公论，如郑玄说：“物犹事也”（《礼记注》）；程颐则说：“物犹理也”（《遗书》卷十八）。（2）这件“事”是人自己的事，也就是人自己的人伦存在；这个“理”就是人的伦理，亦即人伦关系。朱熹指出：“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语类》卷五）（3）这种人伦存在本质上? 切牧榇嬖冢?桌肀局噬鲜恰靶闹?趵怼薄Ｖ祆渲赋觯骸靶陌?蚶恚?蚶砭哂谝恍摹保弧按蠓驳览恚?允俏易杂兄?铮?谴油獾谩保弧拔镏?矶荚谖掖死碇?小保ā队锢唷肪砭拧⒕硎?摺⒕硪话伲┩跹裘魉担骸疤煜轮?铮?疚蘅筛裾撸黄涓裎镏?Γ?谏硇纳献觥保ā洞?奥枷隆罚?弧袄硪舱撸?闹?趵硪病保ā妒橹钛艟怼罚?弧靶榱椋ㄐ模┎幻粒?诶砭叨?蚴鲁觯?耐馕蘩恚?耐馕奘隆保ā洞?奥肌罚?Ｓ萌寮业幕坝锝玻?吕碛胄牧槭恰爸?泻弦弧薄按蜃鲆黄?钡摹?/P>

此固有的心灵存在之所以需要格而致之，乃是基于儒家的一个基本设定：世俗的人心由于感物而动，逐物而迁，总是处于遮蔽状态（故荀子有凭心“解蔽”之说），就必须使之“明”而“诚”（《中庸》）（42）。程颐指出：“‘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迁，迷而不悟，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遗书》倦二十五）王阳明则直接把“格物”讲成“正心”，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传习录上》）。其实整个“修身”都是“解蔽”“正心”，亦即确立心灵结构。

（2）致知：认知结构

严格来讲“格物”和“致知”是一回事，如朱熹所说：“盖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别有致处也。”（《语类》卷十八）所以王阳明讲，一旦身临其境，“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而此“身临其境”，其身亦心，其境亦心。不过从程序上来讲，还是有个先后：先入于事理，才至于认知。程颐指出：“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遗书》倦二十五）所以《大学》提出：“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于是，事理结构便映射为知识结构：致知的结果，便是确立了心灵的认知结构。这在过去被称为“体悟”或“体验”，被理解为“直觉”，实质上是心灵的一种自返的映射。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从格物到致

为什么会自我映射？这涉及对心灵结构的分析。心灵的结构有两方面，即认知和意向。在西方观念中，对心灵的结构有两种划分：三分法，知、情、意（如康德）；二分法，即认知（感性、理性）和意向（情感、意志）。（43） 中国观念与二分法类似，这可以从儒家对“圣”的规定中看出来（在儒家观念中，“圣”不外乎心灵的归真返朴）。“圣”有两个方面：“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公孙丑上》）可见“圣”就是“仁且智”。这里“致知”侧重体现了“智”的方面，下面的“诚意”侧重体现了“仁”的方面（“仁”之为“意”是一种“欲”，即孔子所谓“我欲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