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的动态分析

在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现象客观存在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力。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十年的历程，对我们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未能形成有效的收益递增机制是导致中国保险理赔非绩效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为：(1)我国保险公估公司的初始成本投资少，其硬件投资和对保险公估的人力资源投资部极少，因而保险公估业务质量难以达到社会公众的预期值，导致无论其内部经济还是外部经济均未达到预期的收益递增的目标函数；(2)未能有效地掌握保险公估制度安排所应提供的获利机会，这是由我国现有的保险公估行业对国际通行的保险公估惯例的学习效应较差所致。截止2001年上半年，我国尚未批准一家规范的保险公估公司，保险公估人员不足100人；保险公估业务不规范，其业务大都来自保险公司，在保险公估实践中容易偏袒保险公司一方。而保险理赔制度变迁的速度是保险公估惯例学习速度的函数，学习速度又取决于保险公估人（公估行）的预期回报率。由于信息分割，市场不完全现象严重，导致其学习的预期回报率较低。(3)协调效应差。所谓协调效应是指适应新的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缔约，以及具有互利性的组织产生与对新制度的进一步投资而获得的效应。现实中，我国保险公估公司与政府、保险公司、投保人之间很难相互协调，表现为保险公估企业政企不分、多头管理，保险公估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得不到社会公众（包括保险公司、投保人和保险监管部门）的有效承认，因而近十年来一直处于“地下状态”。保险公估公司既得不到保险监管部门的积极支持，又由于利益分配的矛盾，在保险市场中受到保险公司的极大牵制；同时，还由于在保险公估的实际操作中偏袒保险公司，因而失去投保人的信任。(4)缺乏有效的适应性预期。现行的保险公估制度受到我国传统的“低文本文化”和保险业系统的利益分配格局的影响，增加了这项制度持久下去的不确定性。上述四种状况使得我国保险理赔制度在变迁过程中，保险公估制度安排潜在的收益递增机制未能有效地显现出来，因而在与非中介理赔制度安排（保险人自行理赔方式）的动态博弈中没有显示出其应有的制度优势，进而不能形成有效的保险理赔制度变迁路径的自我强化机制。
　　第二，交易费用的大量存在是引致中国保险理赔非绩效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威廉姆森把交易费用要素细分为机会主义、人的有限理性、资产专有性和不确定性等四种。在我国保险理赔制度安排由保险人自行理赔向保险公估转变的过程中，交易费用的四个要素均广泛地存在着。保险公估人、保险人受到理性的限制，在保险理赔业务中机会主义倾向严重；加之由保险公估公司自身的信誉和业务质量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不确定性，导致保险公司理赔资源的资产专用性很强，机会成本和利益冲突很大，其协调成本很高。因而其理赔分工的理论效率受到高协调成本的严重制约，保险公估制度安排在中国现实的制度环境下难以得到广泛的推行。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出现了闭锁状态，非绩效的保险人自行理赔制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这种无绩效的制度变迁路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持续下去，除非存在某种机制能有效地克服社会成员对传统理赔方式的路径依赖。
　　第三，中国保险理赔非绩效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是利益因素。自1980年中国保险业恢复以来，中国保险理赔的初始阶段便选择了现在看来是无效的保险人自行理赔制，尽管存在着非独立性和不公正、不公平等重大缺陷，损害了投保人的利益，抑制了潜在投保人的保险需求，但由于在传统的保险人自行理赔制中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保险公司），他们力求巩固现有保险理赔制，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即便是新的保险公估制度较之现有的保险人自行理赔制更有效率。换言之，初始的制度选择强化了现存保险理赔制度的刺激和惯性，使非绩效的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陷入了锁定状态。
　　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尽管对中国保险理赔非绩效制度变迁的历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这种研究范式忽视了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差异；过分强调“正反馈机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从而无法正确处理社会系统中的各种利益冲突对制度变迁主导性的影响，也无法真正把握制度变迁的源动力；其应用范围仅限于熊彼特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而我国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不完全，极大地制约了民间创新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绩效，因而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对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的路径解释适应范围有限，尤其难以回答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如何退出无效的路径依赖从而步入有效的路径依赖的问题。而这正是当前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
　　  （二）
　　上述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在本质上仍是一个短期分析框架，不能在若干路径依赖的制度变迁的基础上，长期、动态地把握制度变迁的历史规律，尤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严重利益分配和利益冲突问题；对退出闭锁的处理也显得无能为力，对于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也未加考虑。因而需要引入新的研究范式，以便对制度变迁尤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演进过程和演进方向，进行合乎规律的历史考察。
　　演进经济学正在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青睐，并将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众多社会演进理论中，斯密—杨格—杨小铠—哈耶克的社会市场演进理论重新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尤其是哈耶克以社会秩序二元观为基础的社会演进理论近年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研究范式对于考察中国本土的有关制度变迁的演进过程及趋势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自发秩序和人造秩序）是建立在规则（亦即人们自愿遵守的共同知识的集合）基础之上的。规则又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前者指由分散的个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社会交往中自发形成的彼此认同的规则；它内生于人们的行为过程中，帮助社会成员正确预期他人可能的行动，从而大大减少人们交往的不确定性。后者则是指由特定的组织（如政府）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强制他人服从的规则，并外在于人们的行为过程中。给定不同的环境条件，个人与内部规则之间、个人与特定组织之间、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之间，时而在利益冲突和竞争机制作用下相互制约，时而又在利益协调和合作中相互促进；而作为整体的社会秩序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中，通过互动使得市场自发秩序和政府人造秩序相互交织、共同作用进而得以逐步演进的。
　　哈耶克的内部规则类似于非正式规则，外部规则类似于正式规则，因此哈耶克的社会演进过程其实就是非正式规则之间、正式规则之间以及非正式规则与正式规则之间，基于个人、特定组织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动态中通过各种制度（规则）的市场竞争，不断地从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在互动中达到非正式规则与正式规则、人造秩序与自发秩序的协调。最终型构出以类合作为基础的自发扩展秩序以及其制度演进的市场化过程。当然，其制度演进的市场化过程不可能排除政府的干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更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可以修正由于人们的无知可能导致的错误选择以及个人对传统依赖导致的内部规则的“锁定效应”。哈耶克对此也作了明确的说明：“在大多数场合，为了确使那些规则得到遵守，我们称之为政府的那种组织却是不可或缺的。政府的这一特殊功能有点像工厂维修队的功能，因为它的目的并不在于提供任何特

定的服务项目或公民消费的产品，而毋宁在于确使那个调整产品生产和服务提供的机制得以正常运转。”在哈耶克看来，政府的作用不是直接介入，而是提供制度基础服务。中国体制改革的发展史表明，制度变迁过程实质上是一部以市场当事人社会博弈的内部规则的自发演化为主导，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刻意型构的外部规则渐次退出的制度市场演进格局的历史。
　　上述制度演进思想和结论，对于研究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的演进过程和演进趋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是从整体上讲，中国有效保险理赔制度变迁的演进过程为：社会成员（投保人、保险人、保险公估人）出于利益冲突通过制度的市场竞争以形成有效的内部规则，社会成员和政府组织（各级政府、保监会）之间通过平等的交易进行互惠性制度变迁使自发的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保险公估制度）激励相容，使得有效的保险理赔制度在上述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之间的动态市场博弈中得以逐步建立起来。其演进趋势将是以社会成员内部规则的自发深化为主导，政府外部规则渐次退出的制度市场演进格局。这是因为：(1)政府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自身的利益等价于社会福利，因而选择对自身有利的外部规则（保险公估制度）必然也有利于社会福利改进。但政府社会知识的局限性，往往造成政府的选择常常并不符合中国当前的现实环境，导致社会成员的不满；(2)社会成员和政府组织之间的对立反而可能阻碍有效内部规则的自发演化，并损害社会福利；(3)政府外部规则和内部规则之间的磨擦，加大了有效保险理赔制度演进的社会成本；(4)政府与社会成员只有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在内外规则的动态博弈中自发型构出有效的共同规则，才能既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又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
　　二是在当前我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为克服现阶段社会成员对传统非绩效的保险人自行理赔制度安排形成的路径依赖，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具体表现在：(1)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对独立、公平、公正的保险公估人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的教育投资。因为成功的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在人的有限理性条件下，能有效地克服机会主义倾向，减少环境以及人的不确定性，同时也能有效地避免“搭便车”问题；(2)为保证保险公估制度在与保险人自行理赔制度的竞争中最终取得竞争优势，应提供有效的制度环境基础，如给保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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