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概念翻译的几个问题
他的理解多新，甚至多么更加正确，我们仍然该沿用旧名。在康德那里，在黑格尔那里，我认为同样可以把Dasein译作“此在”。但我们在那里也可以译作“亲在”吗？我们愿意把德国人时时在说的da译作“亲”吗？我们愿把Der Platz ist je das bestimmte“Dort”und“Da”des Hingehoerens eines Zeugs[8]这句话里的Da译作“亲”吗？海德格不是偶然谈到这个地点副词，他后面不远就谈到这个副词和“我”的联系[9]。所以，虽然我像有些朋友一样，也很喜欢“亲在”这个译法，但考虑到da在各种行文中的连续性，我认为还是把Dasein译作“此在”更严格些。
张祥龙君现把Dasein译作“缘在”，我认为也有同样的缺点：太偏重于一个概念在一个哲学家那里的特定用法，而不是一个语词在一种语言里的基本用法。不过，可以说在每个译名中都有解说的成分，只是翻译成分和解说成分的比例不同。“此在”当然也有解说的成分在内，这个“此”合适不合适，就有争议。不过这是一个不波及其它译名的独立问题，不妨另行讨论，而这里的首要关注是翻译的理论方面。再者，像Dasein这样的基本概念，两三个基本译名同时共存，让中文读者能从几个重要方面来体会，也有好处，只要不是一人一译，各逞一得之见，把翻译变成了六经注我。
Ontologie，存在与存在者
偏重于一个概念在一个哲学家那里的特定用法，还是重视一个语词在一种语言里的基本用法，这一差别最突出地体现在我们当时对怎样翻译Ontologie这个词的考虑上。
传统上这个词译作“本体论”，与此相应，ontisch和ontologisch就应该分别译作“本体上的”和“本体论上的”。但海德格在《形而上学导论》里详细说明，on有双重意义，一是存在，二是存在者，希腊人始终不知道区分这双重意义，所以直到海德格之前哲学是一团糊涂。Ontologie是关于存在的，然而传统的Ontologie，谈的其实都是关于存在者的性状，是ontisch层次上的理论。人所周知，在海德格那里，存在和存在者的差别，即“存在论差别”，是头等重要的差别。于是在动手翻译《存在与时间》之初，我就和王炜、王庆节、刘全华等学友讨论，决定根据海德格尔的辨析，不用“本体论”而用“存在论”。当时的主要想法写在中译本第四页的一个脚注里：“Ontologie一词，传统的中文译法为‘本体论’。这个词的原意实际为‘关于存在的学说’。因为后人将‘存在’解释为与‘现象’相对的‘本体’，这个词自然就以‘本体论’一译流传至今。本书中，作者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破现象、本体之二分，除却对‘存在’理解的千年之蔽。因此，译文将Ontologie一词改译为‘存在论’。”与此相应，ontologisch随着译为“存在论上的”。按说，ontisch就应当相应译作“存在的”，但? 馇『门?×恕Ｔ诤５赂衲抢铮琽ntologisch才是关于存在的，ontisch涉及的则是存在者层次上的各种性状。于是，我当时在中译本里就追随熊先生把ontisch译作“存在者状态上的”。
一般情况，sozial译作“社会的”，soziologisch译作“社会学的”。“社会的”和“社会学的”的区别何在？两者有
那么，凡从社会性着眼，就既可以说“社会的”也可以说“社会学的”。而我们还要有“社会学上的”这个用语，主要是因为社会学并不包囊对社会现象的各式各样的思考，而是通过一整套确定的社会学程序来加工社会现象，生产出社会学上的数据和结论。“现象上的”这种说法早就有了，“现象学上的”却要等出现了个叫作现象学的学派之后才有意义。我们对人性的探索还没有自限于一套固定的方法，所以我们无法区分“人性的”和“人性学的”。有人呼吁建立“人学”，但愿这始终是个宽泛的提法，不要当真弄出一门具有特定方法论的学问来。我们还是对人多加思考，不要去建立一个学科。凡涉及心灵之事，莫不如是。
最广义的“现象论的”， 也就是“从现象来看的”，也就是“现象上的”；最广义的“结构论的”，也就是“结构上的”。海德格再三强调他的存在论不是一个存在论流派，而是最广义的存在论[10]。那么，这个“存在论上的”也就相当于“存在上的”。当然，这是从义理上说；就翻译而言，既然原文是两个词，ontisch和ontologisch，我们也要翻译成两个词。
翻译成哪两个词呢？初一看这里没什么难处，我们既然有“社会的”和“社会学的”，有“物理的”和“物理学的”，我们这里就可以照章译作“存在的”和“存在论的”，或“本体的”和“本体论的”，而像我们那样译作“存在者状态的”和“存在论的”就失去了这种对称。为什么不能保持对称呢？因为海德格不是以通常的对称方式使用这组词的。Sozial和soziologisch，一个是“社会的”，一个是“关于社会的（学说）”，但ontisch和ontologisch，则一个是关于存在者的，一个是关于存在的。这种用法在道理上通顺吗？我们不会认为sozial是关于各种社会现象的而soziologisch涉及的则是社会生活的社会性。然而，on的身份不同与“分子”或“社会”或“美”，on不是存在者中的某一些也不是存在者的一个方面，而是“存在者全体”，是万有。万有之“有”和所有社会事物的社会性只有表面上的对称。早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一节，海德格尔就引用亚里士多德来说明“是”或“存在”不是一切存在者的概括或抽象。那么还能怎样理解“是”或“存在”呢？这是海德格尔毕生思考的问题，这里当然无法详述。我们眼下所要指出的只是一点：从义理上说，“存在”和“存在者”不像“社会性”和“社会事物”那样对应。因此，两种对称的译法，“存在的”对“存在论的”或“本体的”对“本体论的”，以及“关于存在者的”对“关于存在的”，都不合适。
按说，我们不能因为海德格提出一种独特的理解——哪怕是更正确更深刻的理解——就立一个新名。海德格认为Ontologie应该是研究存在的，我们就把它译作“存在论”，海德格又认为传统上的Ontologie实际上是研究存在者的，那我们就把它译作“存在者论”吗 《哲学概念翻译的几个问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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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君现把Dasein译作“缘在”，我认为也有同样的缺点：太偏重于一个概念在一个哲学家那里的特定用法，而不是一个语词在一种语言里的基本用法。不过，可以说在每个译名中都有解说的成分，只是翻译成分和解说成分的比例不同。“此在”当然也有解说的成分在内，这个“此”合适不合适，就有争议。不过这是一个不波及其它译名的独立问题，不妨另行讨论，而这里的首要关注是翻译的理论方面。再者，像Dasein这样的基本概念，两三个基本译名同时共存，让中文读者能从几个重要方面来体会，也有好处，只要不是一人一译，各逞一得之见，把翻译变成了六经注我。
Ontologie，存在与存在者
偏重于一个概念在一个哲学家那里的特定用法，还是重视一个语词在一种语言里的基本用法，这一差别最突出地体现在我们当时对怎样翻译Ontologie这个词的考虑上。
传统上这个词译作“本体论”，与此相应，ontisch和ontologisch就应该分别译作“本体上的”和“本体论上的”。但海德格在《形而上学导论》里详细说明，on有双重意义，一是存在，二是存在者，希腊人始终不知道区分这双重意义，所以直到海德格之前哲学是一团糊涂。Ontologie是关于存在的，然而传统的Ontologie，谈的其实都是关于存在者的性状，是ontisch层次上的理论。人所周知，在海德格那里，存在和存在者的差别，即“存在论差别”，是头等重要的差别。于是在动手翻译《存在与时间》之初，我就和王炜、王庆节、刘全华等学友讨论，决定根据海德格尔的辨析，不用“本体论”而用“存在论”。当时的主要想法写在中译本第四页的一个脚注里：“Ontologie一词，传统的中文译法为‘本体论’。这个词的原意实际为‘关于存在的学说’。因为后人将‘存在’解释为与‘现象’相对的‘本体’，这个词自然就以‘本体论’一译流传至今。本书中，作者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破现象、本体之二分，除却对‘存在’理解的千年之蔽。因此，译文将Ontologie一词改译为‘存在论’。”与此相应，ontologisch随着译为“存在论上的”。按说，ontisch就应当相应译作“存在的”，但? 馇『门?×恕Ｔ诤５赂衲抢铮琽ntologisch才是关于存在的，ontisch涉及的则是存在者层次上的各种性状。于是，我当时在中译本里就追随熊先生把ontisch译作“存在者状态上的”。
一般情况，sozial译作“社会的”，soziologisch译作“社会学的”。“社会的”和“社会学的”的区别何在？两者有
一种明显不同的用法。“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学的发展”完全是两回事。但在“从社会性来看”这一意义上，两者似乎没有什么分别。其实，中文语汇区别“物理的”和“物理学的”，德文却无此区别，都叫physikalisch。“化学”和“物理学”对应，然而，我们只有“化学的”，却没有“化的”。
那么，凡从社会性着眼，就既可以说“社会的”也可以说“社会学的”。而我们还要有“社会学上的”这个用语，主要是因为社会学并不包囊对社会现象的各式各样的思考，而是通过一整套确定的社会学程序来加工社会现象，生产出社会学上的数据和结论。“现象上的”这种说法早就有了，“现象学上的”却要等出现了个叫作现象学的学派之后才有意义。我们对人性的探索还没有自限于一套固定的方法，所以我们无法区分“人性的”和“人性学的”。有人呼吁建立“人学”，但愿这始终是个宽泛的提法，不要当真弄出一门具有特定方法论的学问来。我们还是对人多加思考，不要去建立一个学科。凡涉及心灵之事，莫不如是。
最广义的“现象论的”， 也就是“从现象来看的”，也就是“现象上的”；最广义的“结构论的”，也就是“结构上的”。海德格再三强调他的存在论不是一个存在论流派，而是最广义的存在论[10]。那么，这个“存在论上的”也就相当于“存在上的”。当然，这是从义理上说；就翻译而言，既然原文是两个词，ontisch和ontologisch，我们也要翻译成两个词。
翻译成哪两个词呢？初一看这里没什么难处，我们既然有“社会的”和“社会学的”，有“物理的”和“物理学的”，我们这里就可以照章译作“存在的”和“存在论的”，或“本体的”和“本体论的”，而像我们那样译作“存在者状态的”和“存在论的”就失去了这种对称。为什么不能保持对称呢？因为海德格不是以通常的对称方式使用这组词的。Sozial和soziologisch，一个是“社会的”，一个是“关于社会的（学说）”，但ontisch和ontologisch，则一个是关于存在者的，一个是关于存在的。这种用法在道理上通顺吗？我们不会认为sozial是关于各种社会现象的而soziologisch涉及的则是社会生活的社会性。然而，on的身份不同与“分子”或“社会”或“美”，on不是存在者中的某一些也不是存在者的一个方面，而是“存在者全体”，是万有。万有之“有”和所有社会事物的社会性只有表面上的对称。早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一节，海德格尔就引用亚里士多德来说明“是”或“存在”不是一切存在者的概括或抽象。那么还能怎样理解“是”或“存在”呢？这是海德格尔毕生思考的问题，这里当然无法详述。我们眼下所要指出的只是一点：从义理上说，“存在”和“存在者”不像“社会性”和“社会事物”那样对应。因此，两种对称的译法，“存在的”对“存在论的”或“本体的”对“本体论的”，以及“关于存在者的”对“关于存在的”，都不合适。
按说，我们不能因为海德格提出一种独特的理解——哪怕是更正确更深刻的理解——就立一个新名。海德格认为Ontologie应该是研究存在的，我们就把它译作“存在论”，海德格又认为传统上的Ontologie实际上是研究存在者的，那我们就把它译作“存在者论”吗 《哲学概念翻译的几个问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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