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概念翻译的几个问题
？作为译者，也许可以不去深究义理，就从字面上来翻译，例如把ontisch和ontologisch译作“本体上的”和“本体论上的”。如上文所论，译者的首要任务是照顾字面上的对应。然而，这里牵涉到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终以慎重为好，所以我还是采用了“存在者层次上的”和“存在论的”这样不对称的译法。】我希望海德格尔的中文读者能了解这类基本概念译名后面的义理纠缠。说到底，用ontisch和ontologisch来表述“存在论差别”，字面上似乎清楚，义理上反生妨碍，因为从“存在者全体”方面来想，无论怎样解说，我们难免会把存在理解为某种意义上的抽象或概括，全体存在者的概括，有似社会性之为社会事物的概括。后来海德格尔也的确放弃了Ontologie这个名号，提出“不借存在者来思考存在”[11]，更多从言说、从希腊思想中的to auto（自身与自身同一）和德国思辩哲学的“经过中介的同一”来探讨to o n hen on的问题Sein。[12]
构词联系和生造新词
哲学的基本任务是梳理基本概念之间的联系。词根词源里所隐藏的概念联系经常十分原始，即使说这种语言的人也可能从不察觉。通过挖掘词源来解说概念联系，有时极其有力。海德格在这方面用力甚深，仔细阅读海德格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语词，他不曾着意从词根词源方面使用过。依我看，他在这方面可说是有点走火入魔。效颦之辈，更无足多论。其实，并非所有概念联系都体现在构词上。仁和人在概念上有联系，在构词上也有联系。仁和恕概念上有联系，却没有构词上的联系。
我们能够选出适当的中文译名，从词根和通行语义上都和原文词对应起来了，自然极妙，但这种运气很少，多数时候，只能加注说明。Vorhanden译作“现成”本来满好，但海德格要突出其中的Hand，手。这已经让人为难。现在他还要把它和另一个带“手”的字zuhanden对照使用。如果这种用法只是一时一事，加个注对付一下就算了。但这两个词贯穿全书始终，逼着译者把它们译出来。我勉强译作“（现成）在手”和“上手”，很难指望读者满意。约翰.德莱登自嘲说：译者带着镣铐走钢丝，当心不要一跤跌下已经算好，别再痴想风度翩翩。
我们的译名通常无法从构词和通行语义上都和原文词对应起来。如果侧重构词，就会想到生造新词的办法。倪君的建议是制造一些意义宽泛的语词。这个办法，我们私下交流时他说得较详，文章里却只有提示。他以为“此在”“本成”这样的译名比较好，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在、本、成这些词含义都极为宽泛。这样的译名，用古人的话说，就是“不凿”。 凿与不
但无论怎样生造出来的词，总嫌生硬。很多西文哲学用语，日常在口头上也说。一旦译成中文，就一幅冠冕堂皇了。“本真”（eigentlich）无非是“他真的走了的”那个“真”，“在真理中”无非是“叶子当真落了”那个“当真”。就此而论，哲学翻译从整体上就相当生硬，有时简直是在制造一种新的文言文，甚至比旧式的文言文离口语更远。有鉴于此，学友王炜建议我们尽可能使用口语来翻译，例如把Sache译作“事情”，把Ereignis译作“发生”。口头语汇可能离西文概念太远。他说那就硬行嫁接，因为只有当大多数哲学语汇和口头语汇建立了联系，哲学语汇才有真切的意义。我很同情王炜的立论，但从翻译实践看，未必行得通。此中有很多缘由，这里不及细说。倪文在第八节中多少有所涉及。但我希望，在能够与日常用语相通的时候，就尽量沟通，不要有意制造乖僻。倪君赞成有时把Sache译作“实事”，这个词虽有点人造意味，但还能“保持与日常语言的渊源关系”。倪君的这一见解，我大致是同意的。
生造出来的哲学译名，融入口语的机会很小。人们喜欢指出佛学翻译给我们留下的语汇遗产。更不消说这个世纪从西方引进的哲学语汇了。不过，翻翻佛学译文，我们就知道，其中只有很少语汇流入口语。但这里想指出的是，没有流行起来的语汇，不见得在疏通原文义理方面差一些。有时还可能更成功。语汇没有留下来，所传达的思想可能通过其它途径融入中国思想了。玄奘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的。中文译名，一方面希望传达出原文的概念结构，一方面希望进入中文概念系统，成为可用的语词。这两种希望，在不同译名上的比重往往也不同。不同比重甚至反映出译者的不同取向。我个人更偏重于前一方面的希望。
翻译是一种重要的学习。但我们不能总把学习比喻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的“吸收”过程。别人的长处，多半不可能剪贴到自己身上。但深切体会别人的长处，仍有助于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优良的品质，虽然原则上不可能整理出一个普遍有效的促生机制。一个译名是否有益于拓宽加深汉语的概念内涵，不能单纯用这个译名是否成为常用汉语词汇来判断。当然，流行起来的语汇，既然流行开来，就或多或少地直接改变了汉语。至于汉语因此变得更健康丰厚，还是变得庸俗软弱，竟不是译者管得了的，而端系于使它们流行起来的土壤成色如何。流行与否，和最切实地疏通原文义理则更少联系。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译名最好还是专注于适合疏通义理。是否流行，是语词自己的命运。
无论什么译名，都只是一个起点，要真正起到语词的作用，它必须和固有的语词取得联系。融入日常语汇，只是种种联系之中的一种。使用原有的语汇来翻译，也只是其中一种。有些译名，虽然始终陌生，却可能为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带来新的生机。
当然，我绝不赞成滥造新词。不得已而营造的时候，则须尽心营造义理上通顺形象上可感的新词。能够与日常用语相通，就尽量沟通，不要有意制造乖僻。我自己在翻译的时候，迫于无奈采用过甚至制造过不少怪异的语词，但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很少用到它们。有人却很喜欢用这类怪异的语词来写文章。但若这种文章只是用了语词而什么都没说，我们就不能说这些语词真正得到使用了，已经进入中文了。看到我率先采用或制造的语词，写在文章里，怪里怪气的，真个诚惶诚恐，好像自己是始作俑者。其实，这些并不大舒服的语词，主要是起车乘的作用，并非邀请人们在其中安家。我们有了车，出门就方便了，但很少有人愿意 《哲学概念翻译的几个问题(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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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词联系和生造新词
哲学的基本任务是梳理基本概念之间的联系。词根词源里所隐藏的概念联系经常十分原始，即使说这种语言的人也可能从不察觉。通过挖掘词源来解说概念联系，有时极其有力。海德格在这方面用力甚深，仔细阅读海德格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语词，他不曾着意从词根词源方面使用过。依我看，他在这方面可说是有点走火入魔。效颦之辈，更无足多论。其实，并非所有概念联系都体现在构词上。仁和人在概念上有联系，在构词上也有联系。仁和恕概念上有联系，却没有构词上的联系。
我们能够选出适当的中文译名，从词根和通行语义上都和原文词对应起来了，自然极妙，但这种运气很少，多数时候，只能加注说明。Vorhanden译作“现成”本来满好，但海德格要突出其中的Hand，手。这已经让人为难。现在他还要把它和另一个带“手”的字zuhanden对照使用。如果这种用法只是一时一事，加个注对付一下就算了。但这两个词贯穿全书始终，逼着译者把它们译出来。我勉强译作“（现成）在手”和“上手”，很难指望读者满意。约翰.德莱登自嘲说：译者带着镣铐走钢丝，当心不要一跤跌下已经算好，别再痴想风度翩翩。
我们的译名通常无法从构词和通行语义上都和原文词对应起来。如果侧重构词，就会想到生造新词的办法。倪君的建议是制造一些意义宽泛的语词。这个办法，我们私下交流时他说得较详，文章里却只有提示。他以为“此在”“本成”这样的译名比较好，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在、本、成这些词含义都极为宽泛。这样的译名，用古人的话说，就是“不凿”。 凿与不
凿，显然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一方面希望不凿，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具体而微地传达出原文的意思来。我们作翻译，毕竟是要从外面引进我们自己没有的东西，而非意在表明其实别人所说的，我们自己也早说过了，也早会说了。所以倪君绝非主张译名越空泛越好。他根据Ereignen里的eig，主张译名中应该包含“本”这个字。而在包含“本”的几个译名中，他最赞成“本成”。猜想其中的理由，“成”字更多动词的意味。我从前译作“本是”或“成其本是”。“成其本是”太偏于解说。“本是”又不如“本成”适于传达ereignen中“转变”为自己、“转变”为自己所有的意味。而且“本是”稍偏词组而“本成”更像单词。相形之下，不如采用“本成”。
但无论怎样生造出来的词，总嫌生硬。很多西文哲学用语，日常在口头上也说。一旦译成中文，就一幅冠冕堂皇了。“本真”（eigentlich）无非是“他真的走了的”那个“真”，“在真理中”无非是“叶子当真落了”那个“当真”。就此而论，哲学翻译从整体上就相当生硬，有时简直是在制造一种新的文言文，甚至比旧式的文言文离口语更远。有鉴于此，学友王炜建议我们尽可能使用口语来翻译，例如把Sache译作“事情”，把Ereignis译作“发生”。口头语汇可能离西文概念太远。他说那就硬行嫁接，因为只有当大多数哲学语汇和口头语汇建立了联系，哲学语汇才有真切的意义。我很同情王炜的立论，但从翻译实践看，未必行得通。此中有很多缘由，这里不及细说。倪文在第八节中多少有所涉及。但我希望，在能够与日常用语相通的时候，就尽量沟通，不要有意制造乖僻。倪君赞成有时把Sache译作“实事”，这个词虽有点人造意味，但还能“保持与日常语言的渊源关系”。倪君的这一见解，我大致是同意的。
生造出来的哲学译名，融入口语的机会很小。人们喜欢指出佛学翻译给我们留下的语汇遗产。更不消说这个世纪从西方引进的哲学语汇了。不过，翻翻佛学译文，我们就知道，其中只有很少语汇流入口语。但这里想指出的是，没有流行起来的语汇，不见得在疏通原文义理方面差一些。有时还可能更成功。语汇没有留下来，所传达的思想可能通过其它途径融入中国思想了。玄奘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的。中文译名，一方面希望传达出原文的概念结构，一方面希望进入中文概念系统，成为可用的语词。这两种希望，在不同译名上的比重往往也不同。不同比重甚至反映出译者的不同取向。我个人更偏重于前一方面的希望。
翻译是一种重要的学习。但我们不能总把学习比喻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的“吸收”过程。别人的长处，多半不可能剪贴到自己身上。但深切体会别人的长处，仍有助于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优良的品质，虽然原则上不可能整理出一个普遍有效的促生机制。一个译名是否有益于拓宽加深汉语的概念内涵，不能单纯用这个译名是否成为常用汉语词汇来判断。当然，流行起来的语汇，既然流行开来，就或多或少地直接改变了汉语。至于汉语因此变得更健康丰厚，还是变得庸俗软弱，竟不是译者管得了的，而端系于使它们流行起来的土壤成色如何。流行与否，和最切实地疏通原文义理则更少联系。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译名最好还是专注于适合疏通义理。是否流行，是语词自己的命运。
无论什么译名，都只是一个起点，要真正起到语词的作用，它必须和固有的语词取得联系。融入日常语汇，只是种种联系之中的一种。使用原有的语汇来翻译，也只是其中一种。有些译名，虽然始终陌生，却可能为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带来新的生机。
当然，我绝不赞成滥造新词。不得已而营造的时候，则须尽心营造义理上通顺形象上可感的新词。能够与日常用语相通，就尽量沟通，不要有意制造乖僻。我自己在翻译的时候，迫于无奈采用过甚至制造过不少怪异的语词，但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很少用到它们。有人却很喜欢用这类怪异的语词来写文章。但若这种文章只是用了语词而什么都没说，我们就不能说这些语词真正得到使用了，已经进入中文了。看到我率先采用或制造的语词，写在文章里，怪里怪气的，真个诚惶诚恐，好像自己是始作俑者。其实，这些并不大舒服的语词，主要是起车乘的作用，并非邀请人们在其中安家。我们有了车，出门就方便了，但很少有人愿意 《哲学概念翻译的几个问题(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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