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村民自治发展报告
出现这样的问题，与现行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具体设计有一定的关系。比较中国与外国的地方选举制度，我们发现，中国的村委会选举制度其实选择了难度很高的绝对多数原则（即双过半的原则），而不是简单多数原则。同时，我们的计票基数几乎是以自然选民为基数，而不是自愿登记选民为基数的，这就进一步增大了选举成功的难度。这是问题的原因之一。其次，投票补助做法给村委会选举的组织工作及村委会今后的工作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对于那些人口多、村集体收入又低的农村，不改变靠发补贴来吸引投票的习惯是不行的。
3、村委会干部不作为，政府难处理，“指导-被指导关系”往往变成了乡镇工作的束缚。
下面这个案例反映了乡镇政府为何难以介入处理那些不作为的村委会：[4]
鹤岗村是广州白云区的一个纯农业村。全村1365人，选民900多人。1999年本村实行第一次村民直选，村民们兴高采烈地把本村首富邹姓村民选为村主任。邹主任的企业办在村外，在广州郊区一带小有名气，据说年产值几千万。但鹤岗村是个负债近400万的村子。村民选举邹的意图是希望这个经济能人使把村里的经济搞上去。可是，邹主任是个“三板斧”，三招不见成效就走人了。两层楼的村委会办公室，仅由妇女主任和女会计留守，村里人戏说村委会成了“尼姑庵”。村支书是小姓人家（该姓占全村人口的20%），看到大姓人多势众（占80%）左右选举局势，也就不图在村里发展了。其实，支书也是搞建筑承包发家治富的经济能人，在他担任支书期间，他自带资金近400万元，把这个远郊小村变成了全国园林绿化百强村。村委会所欠之款的“债主”就是这位村支书，可村支书的钱又主要来自自己的建筑经营收入银行贷款。
村委会不见村主任，村支书因是小姓人家受到排挤，村级组织也就陷入了瘫痪，村庄则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结果，昔日园林绿化村变成了现在的脏乱差村。村里的公共厕所污水横流，村里的水泥路面四处断裂，村庄呈现出破落的样子。
本村第一届直选出来的村委会主任，令村民大失所望，即使本家村民也直摇脑袋。而镇里干部只有干着急的份。对这种不作为的村主任，镇里似乎只有等待村主任自动辞职，等待村民有空座下来开个罢免会。然而，谁来召集村民会议行使罢免权呢？《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是村委会。问题是，有召集权的村委会连主任都不见了。即使村主任在村里，由他主持的村委会召集村民会议来罢免自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村主任去留的问题整整花了二年时间才解决，使村庄陷入无政府状态，村民的致富梦也成了泡影。
毫无疑问，乡镇政府是地方治理的主体，无论党的方针政策，还是政府的法律法规，最终都得由基层党政部门贯彻落实。为什么“指导-被指导关系”会成为一些乡镇工作的束缚而导致乡镇干部对村民自治的牢骚和焦虑呢？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主要是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后，无论是镇村干部还是普通农民，对如何界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的问题，存在一定的模糊认识。不少乡镇干部觉得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因而在贯彻落实上级布置的任务时候缩手缩脚，不知道该如何去工作。
我们知道，市县对乡镇建立了比较严格的责任机制或政绩考核制度，特别是“一票否决”的硬性规定迫使乡镇干部设法完成下派的任务。但《村委会组织法》原则上不允许乡镇政府采取上级对它的那套责任机制来要求和约束村级组织。于是，在自上而下层层相扣的责任机制上，正是在国家政权组织的最基层（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处）出现了一个责任制度的断层，客观上使乡镇干部陷入了上压下顶的困境。
4、村支两委关系亟待从根本上理顺。
实行村民直选以后，摆在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面前的又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理顺村支两委的关系，建立合理的分工合作机制。过去，党支部的地位和职权都很明确，就是支书抓全面，是各项工作的“第一把手”。现在的情况有了变化，尽管党支部的地位被明确为核心领导，但支部的职权究竟包括那些具体范围，却不清楚。我们发现，党支部领导村委会这个政治原则，镇村两级干部和村民一般都接受，但依照《村委会组织法》，村委会比较明确的职权有七八项之多，如协助乡镇政府的工作、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维护集体经济和村民合法权益、管理村集体土地和其他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等。这说明，村委会和党支部在职能分工上应该有所不同，党支部领导村委会不能变成党支部包办村委会工作。那么，村委会和党支部究竟如何分工协作，乡镇政府似乎也难以提出既符合《村委会组织法》、又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方案。这样一来，村支两委关系是否顺当，往往取决于村主任与村支书的私人交情，许多事情靠“拍肩头”搞掂。
某市的一份调查报告反映，有的村党支部书记
与村委会主任矛盾尖锐，内耗严重。这种矛盾多是村委会选举时产生矛盾的延续。作为村支书，选举时落选了，心中有气，抱怨对方在选举中靠家族势力拉票，导致自己落选。作为村主任，选举时就与村支书撕破了脸，以为自己的得票最多，就不把村支书放在眼里。有一个村的村主任，当选后故意在村支书门前放鞭炮奚落村支书落选，使村支书怨气难咽。个别农村的村支两委关系紧张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例如广州市红星村就是这样。在红星村，新当选的村主任不能从村支书手中接管村务管理权和经济审批权，无法履行村委会的职责，于是另设帐务，另组村治安队伍。导致一个村庄，存在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两支治安队伍，两套理财小组，村民群众无所适从。 一些地方乡镇对村干部工资补贴的偏颇态度，也不利于村支两委的理顺。例如，有的乡镇规定按村委会编制拨付工作补贴，支委不兼任村委会职务的，属于编外干部，除领取开会、公干误工补助外，没有任何工资补贴。有的乡镇，以支委为工资补贴对象，凡没有进支委的村委会成员，没有工资补贴。还有的乡镇，把村支两委成员全部纳入工资补贴对象，但村主任的工资补贴比支书低一级。这些措施容易造成这样的印象，以抬高村支书来贬低村主任或者相反，导致了村干部的不满情绪。 从经验调查情况来看，部分村支两委关系矛盾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村支书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习惯了大包大揽、一个人说了算，忍受不了村委会接管村务的法定要求。二是在村委会接管村务，要求清产核资，摸清家底，这对那些存在经济问题的村支书来说，意味着劣迹暴光。因而这样的村支书必定会拼命抵制和诋毁村委会，把村民选举说成是“贿选”、“家族黑恶势力拉票”、“反对党的领导”，试图摧毁村委会合法性而自保。在这种情况，村支两委的冲突、村主任和村支书的较量、干群关系矛盾、新老班子的拉锯战等，实质就是少数村干部以权谋私和多数群众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进行的斗争。三是村委会主任及村委成员办事经验不足，政策水平偏低，有的连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都不了解，对党支部的领导也有抵触，村中的大事不与党支部沟通和商量，因而难以同党支部合作共事。
5、一些村干部，包括村支两委的成员，只顾及本村本组的利益，置政策、法律于脑后，以“为民请命”的姿态与乡镇政府对着干。 客观地说，在那些干群关系紧张的农村，村民们对政府有怨气。群众产生这些怨气是有来源的，一是过去计划生育工作中的粗暴行为伤害了农民的感情；二是农民负担问题解决不力；三是对一些基层干部的衙门作风、贪渎行为的群众义愤。当这些怨气得不到有效舒缓而导致干群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村干部往往以为父老乡亲“请命”的姿态由而采取同乡镇政府不合作甚至对抗的行为。当然，如果乡镇政府推行的是假国家之名而谋小集团利益之实的“土政策”，那么村级干部的对抗行为是有正当性和号召力的，否则没有合法性。问题是，对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地抵制政府的村干部，乡镇政府究竟如何处置。《村委会组织法》缺乏明确的规定，乡镇政府也就只能“责令”村委会遵纪守法
《广州市村民自治发展报告(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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