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良知之思

么都不是的生存本身，那么良知显然属于此在的生存现象。此在有良知 ，从而此在也可能没有良知。于是，我们通常会问：那么什么是良知？只要以这样的方式发问或思考，我们便已经错失了良知现象本身，因为良知之为良知，正如上文所述，就在于它根本就不是任何现成的什么，无论这种什么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这意味着，必须首先括去一切以“什么”为范式的入思方式。然而，作为现成的“人”及其“良知”被括去而还原为生存现象之后，在“人有良知”这话中最终落入我们眼帘的便剩这个“有”了。这个似乎最透明实则最隐蔽的“有”，确系事情的秘密之所在。如果说此在及其良知是生存现象的话，那么这正是由“有”这个词道说出来的，就是说，此在及其良知现象正是在有之有中展现出来的。为了让这个“有”作为生存现象显现出来，我们不妨从流俗的入思方式入手。

此在有良知。按对象化的入思方式，这话听起来就象是说“我有别墅”一样，二者不仅在其语法、逻辑和范畴的形式上一样，关键在其“有”上是一样的。别墅作为客体摆在那里，“我”则作为主体立于作为客体的别墅之旁。于是，我有别墅这话说的便是：一个作为主体的在者对一个作为客体的在者的占有或拥有，前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安排、使用、改造、出租后者，即随意处分后者。由于我和别墅均被领悟为现成的存在者，故而“有”在这里所标画的便只能是这两个现成在者之间的现成的“关系”。然而，此种领会虽然不错而且实用，但却是以错失源始的“有”之现象本身为代价的。在我有别墅的有中，真正一直在场的或者说真正自身显现着的现象，决非由一个独立自存的现成主体与一幢由死的砖瓦钢筋水泥之类的东西垒积而成的建筑物所形成的“关系”，毋宁说是生存着的我存在于世的种种生存现象的展显、打开和收拢，就是说，我作为此在的“此”在我有别墅的有中呈现了出来。我有别墅，所以我栖居于此，在此遮风避雨，在此仰天俯地，在此生儿育女，在此接待亲朋，在此思前顾后，在此喜怒哀乐；我有别墅，这“有”显现出我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工作和生活样态：事业成功，收入颇丰，生活富有，身份上流，等等，等等。显而易见，在我有别墅中，这个有之所有的并不是两个现成的主客体之间的某种“客观的”抑或“主观的”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而是一种作为可能性的活生生在场的生存现象；换言之，上述种种作为可能性的生存现象组建着我有别墅中的“有”本身。

只要此在生存着，就总已经有着什么；但不管此在是已经有别墅、汽车还是头衔、名誉，就是说，无论此在已经有什么，此在都不皈依任何什么。在此在有别墅之际，此在之有并不穷尽于别墅，有别墅只是有之为有的现象显示，而且此种显现着的有还不过是此在之有的“一种”可能方式，此在之有并不会因任何一种有而增加抑或消耗分毫。这意味着，尽管此在之有总是被抛地已经有着某种什么，但一切被有着的什么都挡不住这样一个更深刻的现象学实情：此在之有的有本身始终已经“多于”、“超出”、“先行”于一切现成之有的有什么，否则此在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或者换一个说法，此在之有倘若能有什么的话，这个有便不能撞碎在任何什么上，不能为任何什么所吸尽，从而能作为什么也不是的、能括去与一切什么的关联的“有本身”才可能。但是，也许我们顽固的入思方式仍会不妥协地追问：那么这个“有本身”又是什么呢？它不是什么，不是“理念”、不是“绝对”、也不是“纯形式”，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区别于一切现成的什么的“空无”状态。有本身作为空无不是什么，可它存在着，用生存论的语言说，有作为无，无化着，生存着。 

一旦我们的思突入了这种现象学的通道，我们就可以让作为生存现象的良知在拆除了“遮蔽物”之后，真正作为生存现象自身“显摆出来”。

二．良知之显现：操心的召唤

良知不是什么，可此在有良知。那么此在是如何有良知的？换一个更明确的问法：作为此在生存现象的良知是如何作为生存现象展现自身的？海德格尔写道：“一声呼唤，不期而来，甚至违乎意愿。”（第315页）一声呼唤，良知就“是”这声呼唤。说良知是呼唤，这绝非对良知的“诗化”描述，绝非“一种‘形容’，像康德用法庭来形容良知那样”（第311页），毋宁是说，呼唤“组建”着良知现象，或者说，良知展显自身为“呼唤”这种生存现象。然而，呼唤何以成其为呼唤？呼唤只有在被听见的时候才成其为呼唤，呼唤才到场。因此，说此在有良知，这等于说此在以倾听呼唤的方式置身于良知之中。现在需要深入的是：此在究竟如何倾听呼唤而处身于良知之中？

此在首先和通常以常人的方式沉沦在世，这使得“此在迷失在常人的公论与闲言之中，它在去听常人本身之际对本己的自我充耳不闻。”（第311页）但是，沉沦在世挡不住作为能在的此在自身。良知作为呼唤首先便展现为“打断去听常人”，“这样一种打断的可能性在于直接被呼唤”（第311页）。此种打断常人的直接呼唤令此在徒然惊惶，从而将作为能在的此在从沉沦在世的既成状态中唤回。这里必须高度专注的是，所谓“从···唤回”，说的并不是把此在从一种既成状态唤到另一种被规定为“回”之处的既成状态，如某种被公认为“善”或“道德”的既成状态，即不是从一种“什么”转换到另一种“什么”上去，而恰恰是将总以“什么”为其存在方式的常人唤回于此在自身，即那个不是什么但却总被什么遮蔽着的此在自身。这就是说，所谓“唤回”实质上乃是括去了一切什么之后的此在自身的现象显现。正是这个此在自身作为良知的直接呼唤，才会令总是迷失于既成状态的常人此在徒然惊惶，击中它，并摧毁它。

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为我们展现了良知的这种“打断去听常人”的直接呼唤的经典案例。偷了卞福汝主教银器的冉阿让垂头丧气地被警察带回到主教家。这时主教以最快的速度迎了上去，对冉阿让说：“呀，您来了！我真高兴看到您。怎么！还有那一对烛台，我也一齐送给您了，那和其余的东西一样，都是银的，您可以变卖二百法郎。您为什么没有把那对烛台和餐具一同带去呢？”主教的这一席话简直让冉阿让目瞪口呆：“冉阿让睁圆了眼睛，瞧着那位年高可敬的主教，绝对没有哪种人类的文字可以表达出他的面色”。当主教把两个银烛台送给冉阿让并让警察放冉阿让走时，冉阿让被彻底命中了：“他仿佛在梦中，连字也吐不清楚”，“他全身发抖”，“简直要昏倒了”。这里有几个明显展开的环节。

冉阿让在被警察带回到主教家之前和之时，他向来存在

于常人的既成状态之中，就是说，冉阿让作为此在是以常人的方式现身着、领悟着、言说着在此：既然偷了别人的东西，触犯了“不准偷盗”的普遍律令，并且被警察现场抓个正着，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作为可能性似乎已经完全变成必然性了：在作为受害者的主教或愤怒或冷漠的证词中重新入狱。然而，主教的行为彻底震撼了冉阿让。这是一种从根本上超过了让冉阿让再坐十九年牢甚至判死刑的真正脱胎换骨般的震撼，因为在这种震撼的威力掠过之处，作为“常人”在此的冉阿让被就地处决了。需要追问的是，这个一直以常人方式在世的冉阿让是怎样被消灭的？首先呈现

出来的现象环节显然是“直接呼唤”。冉阿让作为常人在场的一切，即他置身于其中的常人世界，如他的“曾在”，他的“能在”，他的“将在”，一句话，他所操劳和操心的一切，徒然间被良知的“直接呼唤”打断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直接呼唤”并非主教的言行（在雨果那里，主教是良知的化身，其言行代表着“良知的声音”，这个问题论及“谁是呼唤者”时再展开）。对于作为打断常人的直接呼唤的良知来说，主教说了什么和干了什么并不重要，因为冉阿让作为能在可能对主教的言行完全无动于衷；重要的是作为常人的冉阿让既定的日常生存世界被打断了，即被主教的言行所蕴含着的那种无声的、却又“不嘈不杂、明白单义、无容好奇立足”（第311页）的“意指”展显撞得粉碎。撞碎日常既成的生存可能，这本身就已构成一种直接呼唤。冉阿让的日常世界之所以崩溃，并不是因为作为良知化身的主教的善行从“外面”摧毁了它，而是由于主教的言行为冉阿让打开了一个完全没有意想到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作为生存的可能性，突然间照亮了冉阿让作为此在的此在性，就是说，直接呼唤这种此在性。当冉阿让的日常生存方式被撞碎，当作为此在的冉阿让“听见”即

《海德格尔的良知之思(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