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及其人生哲学
葛洪及其人生哲学
发布时间： 2003-9-11 作者：秩名
摘要：葛洪的人生哲学与其人生际遇有关。葛洪人生观的形成是由儒而入道，最终立足于道，其人生哲学总的表征是《庄子·天下篇》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行善升仙，“得道匡世”，是葛洪超越人生困境的理想生活方式，是其所认为的人生意义之所在，是其人生哲学的基本内核。
关键词：葛洪 ；人生哲学 ；佐时修仙；得道匡世
一、葛洪生平及其人生哲学形成的时代背景
葛洪（283－363）[1] 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为东晋时代著名道教学者。其身世，据《晋书》卷七十二《葛洪传》、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五十《自序》等材料可知：
一、葛洪出身江东土著士族，其父晚年虽随孙皓降晋，但家世仕吴。江东士族素被中原士族视为“左衽之类”，葛洪成长于被歧视的环境里，加之少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维艰。这是个天下解纽、社会动乱的时代，生活于世道乱离之下的葛洪，一生坎坷。丧父之后到二十岁，是刻苦学习的时期，他主要学习的是儒家经书和道教典籍。约二十一岁时曾一度从军，旋及南下广州。约二十二岁至四十岁前，先滞留广州，后回家乡，一边继续学习，一边著书立说，完成了《抱朴子》；其间晋室南渡，拉拢江东士族，葛洪因十余年前战功得以封侯食邑。约四十岁到五十五岁，又一度用世，为主薄、参军之类的佐吏。此后到罗浮山炼丹，终其一生。
二、葛洪自称：“少有定志，决不出身”[2]，他的“本志”是修仙学道。但从其一生行状看，他实际上是徘徊于儒道、游离于出处之间，为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者。在其潜意识中，未免没有儒家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文化心态，但又深知名位难就，仕途险恶，受制于人，不如修仙了道，养性全真，“在我而已”。内道外儒，乃魏晋士大夫普遍的人生价值观，葛洪亦以此安身立命。[3]
三、葛洪于二十岁之前即已学习神仙之道，但因“年尚少壮，意思不专，俗情未尽，不能大有所得”。[4] 以后俗情随年事增加而渐渐了却，专意修仙，成为当时神仙道教的集大成者。其神仙道教的渊源师承关系为：
左慈一葛玄一郑隐一葛洪
鲍玄－－
这一道派的道术以金丹为主，既不同于三张一系的符水，也不同于上清派的存思。葛洪之师郑隐，“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礼记》《尚书》教授不绝”。[5] 葛洪即继承了这一儒道双修的特点。
四、葛洪好学深思，广览众书，其“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6] 所著篇章中，以《抱朴子》内外篇为代表作，“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7] 这里所谓“道家”实即道教，故清人方维甸《校刊抱朴子内篇序》指出：“虽自以《内篇》属之道家，然所举仙经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种，绝无道家诸子。……寻其旨趣，与道家判然不同”。全书外篇的写作在内篇之前，从内外篇撰写的先后顺序，可看出葛洪思想的发展线索是由儒而入道。葛洪的人生哲学思想主要见存于内篇，内篇的主题就是证明神仙长生的实存性，正如其《内篇·自序》称：“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贵使来世好长生者，有以释其惑”。对神仙长生的追求，这是葛洪人生价值观的终极目标。
神仙长生思想为魏晋的一大社会思潮，流风所及，士大夫亦有信奉者。嵇康《养生论》认为：“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8] 相信神仙存在不虚。何敬宗《游仙诗》：“长怀慕仙类，眩然心绵邈”。[9] 恋慕神仙之心，跃然纸上。士大夫层中服食长生之风流行，这一现象，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已指出。士族中产生了世代奉道之家，这在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有详细描述。帝王中亦不乏信道者。雄才大略如曹操也咏唱出：“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爱气寿万年”；“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10] 晋哀帝“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11] 魏晋社会上活动着为数不少的神仙方士，从事神仙方术的修炼与传播，其活动地域从北到南，十分广泛。据《牟子理惑论》载：“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12] 这里虽然说的是汉末三国时吴地交州人学神仙术的情况，但也可看出是由“北方异人”传来，则仙术在北方亦有传播。神仙思想在民间的影响力，从孙恩利用道教举事可见。据《晋书·孙恩传》载：孙恩叔父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后为道子所诛，“众闻泰死，惑之，皆谓蝉蜕登仙”。至孙恩举事，便“号其党曰‘长生人’”，“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孙恩兵败投海自杀，“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13] 显然，孙恩利用了民众信仰神仙长生的心理来鼓动起义。上述事实表明，魏晋社会各阶层都有为数不等的神仙长生信仰者，神仙长生思想成为魏晋社会的四大时代思潮之一。[14]
在魏晋的神仙旋律中，不时冒出反调，这些反调衬托出神仙旋律的社会影响力。作为神仙不死的反命题，怀疑、否定神仙长生的观点自秦汉以来一直存在。扬雄《法言》第十二卷《君子》回答“世无仙，则焉得斯语”等问题时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桓谭《新论·祛蔽》批评说：“今不思勉广日学自通，以趋立身扬名，如但贪利长生，多求延寿益年，则惑之不解者也”。又《辨惑》指出：“无仙道，好奇者为之”。[15] 王充《论衡·道虚》追问说：“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牟子理惑论》牟子自称：“虽读神仙不死之书，抑而不信，以为虚诞”，并讥讽：“神仙之书，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16]《三国志·虞翻传》载：“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17] 曹植《辩道论》认为神仙之书“虚妄”，仙人之说是“虚妄之词”、“眩惑之说”。[18]《列子·杨朱》载杨朱答孟孙阳问说：“理无不死”，“理无久生”。《抱朴子内篇》本身也记载了许多否认神仙不死的观点，如《论仙》载：“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如此众多的神仙不死的反命题，反衬出长生成仙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流传甚广，并就此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葛洪著《抱朴子内篇》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回答这些疑问和攻讦，正如其自序说：“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19]
神仙不死如此流行的深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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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03-9-11 作者：秩名
摘要：葛洪的人生哲学与其人生际遇有关。葛洪人生观的形成是由儒而入道，最终立足于道，其人生哲学总的表征是《庄子·天下篇》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行善升仙，“得道匡世”，是葛洪超越人生困境的理想生活方式，是其所认为的人生意义之所在，是其人生哲学的基本内核。
关键词：葛洪 ；人生哲学 ；佐时修仙；得道匡世
一、葛洪生平及其人生哲学形成的时代背景
葛洪（283－363）[1] 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为东晋时代著名道教学者。其身世，据《晋书》卷七十二《葛洪传》、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五十《自序》等材料可知：
一、葛洪出身江东土著士族，其父晚年虽随孙皓降晋，但家世仕吴。江东士族素被中原士族视为“左衽之类”，葛洪成长于被歧视的环境里，加之少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维艰。这是个天下解纽、社会动乱的时代，生活于世道乱离之下的葛洪，一生坎坷。丧父之后到二十岁，是刻苦学习的时期，他主要学习的是儒家经书和道教典籍。约二十一岁时曾一度从军，旋及南下广州。约二十二岁至四十岁前，先滞留广州，后回家乡，一边继续学习，一边著书立说，完成了《抱朴子》；其间晋室南渡，拉拢江东士族，葛洪因十余年前战功得以封侯食邑。约四十岁到五十五岁，又一度用世，为主薄、参军之类的佐吏。此后到罗浮山炼丹，终其一生。
二、葛洪自称：“少有定志，决不出身”[2]，他的“本志”是修仙学道。但从其一生行状看，他实际上是徘徊于儒道、游离于出处之间，为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者。在其潜意识中，未免没有儒家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文化心态，但又深知名位难就，仕途险恶，受制于人，不如修仙了道，养性全真，“在我而已”。内道外儒，乃魏晋士大夫普遍的人生价值观，葛洪亦以此安身立命。[3]
三、葛洪于二十岁之前即已学习神仙之道，但因“年尚少壮，意思不专，俗情未尽，不能大有所得”。[4] 以后俗情随年事增加而渐渐了却，专意修仙，成为当时神仙道教的集大成者。其神仙道教的渊源师承关系为：
左慈一葛玄一郑隐一葛洪
鲍玄－－
这一道派的道术以金丹为主，既不同于三张一系的符水，也不同于上清派的存思。葛洪之师郑隐，“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礼记》《尚书》教授不绝”。[5] 葛洪即继承了这一儒道双修的特点。
四、葛洪好学深思，广览众书，其“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6] 所著篇章中，以《抱朴子》内外篇为代表作，“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7] 这里所谓“道家”实即道教，故清人方维甸《校刊抱朴子内篇序》指出：“虽自以《内篇》属之道家，然所举仙经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种，绝无道家诸子。……寻其旨趣，与道家判然不同”。全书外篇的写作在内篇之前，从内外篇撰写的先后顺序，可看出葛洪思想的发展线索是由儒而入道。葛洪的人生哲学思想主要见存于内篇，内篇的主题就是证明神仙长生的实存性，正如其《内篇·自序》称：“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贵使来世好长生者，有以释其惑”。对神仙长生的追求，这是葛洪人生价值观的终极目标。
神仙长生思想为魏晋的一大社会思潮，流风所及，士大夫亦有信奉者。嵇康《养生论》认为：“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8] 相信神仙存在不虚。何敬宗《游仙诗》：“长怀慕仙类，眩然心绵邈”。[9] 恋慕神仙之心，跃然纸上。士大夫层中服食长生之风流行，这一现象，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已指出。士族中产生了世代奉道之家，这在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有详细描述。帝王中亦不乏信道者。雄才大略如曹操也咏唱出：“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爱气寿万年”；“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10] 晋哀帝“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11] 魏晋社会上活动着为数不少的神仙方士，从事神仙方术的修炼与传播，其活动地域从北到南，十分广泛。据《牟子理惑论》载：“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12] 这里虽然说的是汉末三国时吴地交州人学神仙术的情况，但也可看出是由“北方异人”传来，则仙术在北方亦有传播。神仙思想在民间的影响力，从孙恩利用道教举事可见。据《晋书·孙恩传》载：孙恩叔父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后为道子所诛，“众闻泰死，惑之，皆谓蝉蜕登仙”。至孙恩举事，便“号其党曰‘长生人’”，“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孙恩兵败投海自杀，“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13] 显然，孙恩利用了民众信仰神仙长生的心理来鼓动起义。上述事实表明，魏晋社会各阶层都有为数不等的神仙长生信仰者，神仙长生思想成为魏晋社会的四大时代思潮之一。[14]
在魏晋的神仙旋律中，不时冒出反调，这些反调衬托出神仙旋律的社会影响力。作为神仙不死的反命题，怀疑、否定神仙长生的观点自秦汉以来一直存在。扬雄《法言》第十二卷《君子》回答“世无仙，则焉得斯语”等问题时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桓谭《新论·祛蔽》批评说：“今不思勉广日学自通，以趋立身扬名，如但贪利长生，多求延寿益年，则惑之不解者也”。又《辨惑》指出：“无仙道，好奇者为之”。[15] 王充《论衡·道虚》追问说：“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牟子理惑论》牟子自称：“虽读神仙不死之书，抑而不信，以为虚诞”，并讥讽：“神仙之书，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16]《三国志·虞翻传》载：“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17] 曹植《辩道论》认为神仙之书“虚妄”，仙人之说是“虚妄之词”、“眩惑之说”。[18]《列子·杨朱》载杨朱答孟孙阳问说：“理无不死”，“理无久生”。《抱朴子内篇》本身也记载了许多否认神仙不死的观点，如《论仙》载：“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如此众多的神仙不死的反命题，反衬出长生成仙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流传甚广，并就此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葛洪著《抱朴子内篇》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回答这些疑问和攻讦，正如其自序说：“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19]
神仙不死如此流行的深层原
因之一是生命意识的强烈觉醒。潜意识中对死亡的恐怖，对生存的眷恋，对生命短促的哀叹，这种悲观的生命情调不时流露于汉末魏晋人的言谈中。《古诗十九首》反复吟诵：“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20] 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七哀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又徐干《室思》：“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21] 郭璞《游仙诗》：“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吒”。[22] 王羲之《兰亭集序》：“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23]《晋书·孝武帝纪》载孝武帝晚年说：“自古何有万岁天子邪！”[24] 对生命的忧患和悲叹，以至于悲极而生乐。乐有两类，一类是杨朱式的及时行乐。《古诗十九首》已有：“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葛洪及其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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