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

性”也就有了理论根基。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理性是一种批判能力。

理性这种认识不是一般的随随便便的认识，它不是仅仅为确证事物的存在样态而进行的被动的理智游戏，而是处处体现着人类自主特性的一种反思和超越的能力，理性从根本上说就是康德意义上的“批判”。哈贝马斯把批判看做是认识和兴趣的统一，理性的认识不是单纯的和被动的认识，而是一种解放性、扬弃性的认识，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批判。根据他的观点，“理性遵循的是解放性的认识兴趣；解放性的认识兴趣的目的就是完成反思本身。”[7]哈贝马斯并且进一步把批判叫做“认识论的自我扬弃”和“反思的自我否认”。[8]

波普尔从它一贯的立场出发，认为我们试图认识或发现的真理不是最终的，而是可以接受改进的；我们的知识和学说是推测性的；它是由猜想和假设构成的，而不是最终的确定的整理；批判和批判的讨论是我们接近真理的唯一手段，他从这些颇有商量余地的学说推导出了理性的核心实质：“在我们认识世界的尝试中，只有一种理性要素：就是对我们的理论进行批判的审查。”[9]简言之，理性就等于一种批判性的审查。而在雅斯贝斯看来，理性永远不会变成必然会限制自己和固定自己的那种占有性的认知作用，它毋宁始终是没有固定界限的启发作用。因此理性的批判作用就变得如此关键，“理性，它粉碎狭隘的伪真理，消解宗教狂热，它既不容许情感上的慰藉，也不容许理智上的慰藉。理性是‘理智所感到的神秘’，不过理性却在理智的一切可能性中发展理智，俾使它自己感到这个神秘是可以言说的。”[10]

理性为了能够毫无约束地听从那无所遗忘而又完全敞开的统一意志，敢于要求，敢于冒险，所以它是彻底摆脱一切已经有限和确定从而固定了的东西的可能性。因此，理性鼓舞了一种否定力量，使之能够无视一切。这就是理性批判意义的最大值。思想温和、厚重而纯正的伽达默尔对理性的批判功能有着和颜悦色的教诲，他说：

理性就在于，不要盲目地把理性作为真的举止，而是要批判地对待理性。理性的行动总是一种启蒙的行动，而不是被绝对地设置的新理性主义的教导，并非在于认为自己对一切事都比别人知道得更多棗理性总是被理解为经常对自身和自己的条件进行自我解释。[11]

　

理性的这种无私无畏的自我批判本质早已经为康德所揭示了，理性的根本意义就意味着“限制”，既限制感性的盲目，也限制自身的泛滥，或者反过来说，人既然不愿意做旧理性的奴隶，那么就更不应该做感情的奴隶。理性作为“论衡”本身就是对现实和自我的批判。从逻辑上说，既然理性的失位、受贬、堕落以及技术理性的漫天统治导致了理性深度和普遍性的丧失，那么我们只需要回到它的“批判性”意义上来，即时刻记住它所应受到的有限性范畴的束缚，那么问题可能就会开始得到解决。正如理性的自我批判在康德那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现代人对理性的全面批判同样反讽性地使真正的理性又一次焕发了无穷的活力。

三、思想的复兴

理性终归是存在的根据，而理性哲学也终归是问题意识的源泉和解决问题的场所，虽然任何一种解决都不能被视为最后的解决。就哲学而言，伽达默尔有言曰：“哲学无论在康德‘摧毁一切’的批判之后，还是在‘思辨’于19世纪威信扫地之后，亦或甚至在‘科学统一性’理想压倒一切‘形而上学’这一判词发布之后，都不能放弃探讨自己的那些问题。”[12]哲学也罢，理性也罢，千秋功过任人评说，我自默默耕耘。理性具有本体的地位，与人自身存在关系极其密切，理性的作用和它对人的关怀从来就不曾消失。

在这种理解的支配下，现代人对理性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了我们称作“理性的复兴”（进言之，即“思想的复兴”）的历程。蒂里希的话很有穿透力，他说：“对理性本身进行非难，要么是无知与浅薄，要么是狂妄与傲慢。”[13]胡塞尔亦坚定地认为，理性自身之中没有什么谬误，也没有什么错误。当然胡塞尔所说的理性不是旧理性，而是“高贵的和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是原本希腊意义上的理性”，就如同蒂里希所说的“存在理性”。因此胡塞尔对理性拯救的企图最终演化成了“新保守主义”在最近几十年的燎原之势，而胡塞尔关于新理性的阐述几乎成了重建主义的经典，他说：“我们在此不是复兴旧的理性主义。过去的理性主义是谬误的自然主义，它显然无法把握这最使我们感到兴趣的精神问题。我们在此讨论的ratio不是别的什么，而正是以一种真正普遍彻底的方式，以科学的形式来理解自身的精神；这种科学的范围是普遍的，而一种全新的、按照科学来进行的思想活动就建立在其中。在这全新的思想活动中，一切可以考虑到的问题棗无论是关于存在的，关于准则的，还是关于所谓‘生存’的棗都找到自己的位置。”[14]这种“找到自己位置”的就是“自我定位”，也是胡塞尔“必须要坚持”，并“始终意识到对人类所应承担? 脑鹑巍睏棥拔颐乔胁豢晌?耸贝??牌?篮悖?颐乔胁豢晌?思跚嵛颐堑睦Ь扯??桓鲇忠桓龅睦Ь匙魑?钪瘴薹ǜ??亩褚糯??颐堑暮蟠?睏椀慕峋А?/P> 

卡西尔、雅斯贝斯、伽达默尔以及哈贝马斯、波普尔等人掀起了重新认识理性并恢复理性名誉的运动，到今天，已经取得了具有转变世风的初步成效。卡西尔深刻地认识到，“理性”已经不是一个仅仅标识近代认识历程的特殊概念，而是已经演变成（或者本来就是）包括18世纪在内的整个传统思想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人类几千年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人类所能取得的一切成就。那种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经济理性、法律理性等等，只不过是整全理性的一个个侧面，其中某些部分的改变不应该被理解成整体的崩溃。理性不仅是人类的一种能力，更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气质，它代表着人类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它体现着人类不盲从不迷信，敢于“公开运用自己理智”（康德语），不向定论和权威低头。“理性是持续不断地向他物前进”，“理性为了能够毫无约束地听从那无所遗忘而又敞开的统一意志，敢于要求，敢于冒险，所以它是彻底摆脱一切已经有限和确定从而固定了的东西的可能性。”“理性会把一切已经认知的真理重新溶合而升华成为正在出现中的大全的真理。

”[15]雅斯贝斯这种激情昂扬的观点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了真正的理性所处的境界中，而他所说的“理性”就是我们这本书的研究课题之别样表达，那就是转型。正是理性使现代性得以可能，也是现代性的转型得以可能。在他看来，“理性是使一切起源可能的东西，由于它，它们才发展，它们才敞开，它们才纯化，它们才发言，它们才运动。它使出现于各种样态的大全之间同时却又构成新的统一（Einen）的经验的那些冲突和斗争，可能成为真正的冲突和斗争。”[16]这是对理性的最为优美、最为动人的表述。理性的“敞开”、“纯化”以及“运动”就是它复兴的源泉。

哈贝马斯认识到现代性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计划，颠覆它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他于是顺着这个思路“按照合理性的意义重建理性概念”，结果才有了“交往行动理论”的皇皇巨构。在他看来，他所谓的“合理性”作为一种“通过论证演说促使自愿联合和获得认可的力量的中心经验”，可以理解为“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题的一种素质。合理性体现在总是具有充分论据的行动方式中，这意味着，合理的表达要经得起客观评价。……对有争论的运用要求所做的一切明显得检验，都要采取一种具有论证前提和充分要求的交往形式。”[17]说到底，理性就是一种维持交往和行动得以能够继续的能力。哈贝马斯的“合理性”观念是把理性从其高高在上的规范性的地位复位到生活世界的津梁，他对内在于理性之中的交互性的认识顺应了思想由理论领域向生活领域复归的潮流。他说：“从主体中心向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变也鼓励我们再次恢复从一开始就伴随现代性的那种反话语。由于尼采对理性的激进批判不可能始终如一地沿着形而上学或权力理论的批判路线进行，所以，我们便转向走出主体哲学的另一条途径。一种正在崩溃的现代性的自我批判的基础也许能在其他前提下加以考虑，这样，我们就能公正地对待自尼采以来就被看做恶毒的、轻率告别现代性的动机。”[18]哈贝马斯关于交往合理性的另一条途径给我们更多史料上的启示，

《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