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私人俱乐部的存款保险：德国能成为模式吗？
利率为市场利率，而且需要担保物。
（四）民营存款保险方案过去的经历
迄今为止，存款保险计划处理过26次赔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旦一家银行被暂时关闭，或在存款账户被转移到另外的金融机构的情况下进入清算程序，存款保险方案就会介入。关于赔款是转移还是直接支付给储户以及选择受让行的决定是存款保险方案根据成本基础作出的。至今，最大的赔案是1983年的Schroder,Munchmeyer,Hengst and Co(SMH)赔案及1995年的Fischerbank赔案。方案对前者的存款人和债权人支付了3.45亿马克，以后者的80000个账户和存款支付了16亿马克。所有的银行危机已被解决而且只由民营的存款保险方案赔付，没有动用任何公款。
SMH破产案显示了在一个银行倒闭的情况下，私营银行的“俱乐部”如何在与官方机构迅速合作中起作用，使银行系统所受的影响最小。1983年11月，SMH（德国的一家小银行），面临9亿马克的亏损。该亏损来自给一家建筑公司的无盈利效能的贷款，是SMH资产的1/3，是其股本的8倍。在联邦银行和FBSO的压力下，拥有SMH未决赔款的银行同意将其债权转换为次要债务换取管理上的控制。存款保险方案为赔偿存款人和外国债权人支付了3.45亿马克。新的所有者指定了一个新的监事会。一个月后，SMH被一分为二——一个好银行和一个差银行，好银行出售给了劳埃德银行，差银行由银行协会接管并清算。非常有意思的是，SMH的问题由银行协会而非由监督机构发现的。尽管在最初会议中，政府代表到场并施加压力，但危机的解决纯粹是民间性质的，银行协会是营救的主力军。有关如何解决这次危机的决定由联邦银行在几小时内作出，而债权人则在几天内接管SMH。
五、德国存款保险是一种模式吗？
虽然德国私立银行的存款保险方案与在第二部分所描述的运作最佳的保险方案并不完全相符，但它在过去的25年中一直运行良好。方案虽然没有对存款人监督、控制银行提供任何的激励，但其完全民营的性质为银行相互监督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同业监督取替了存款人和债权人监督。政府当局和民营方案之间的合作、制度框架及反银行破产倾向加强了德国存款保险方案的“成功”。下面将依次讨论这些加强因素中的每一个。
(1)同业监督取代存款人监督 德国存款保险方案几乎不受限制的承保范围、没有共保、在本币账户和外币账户及国内账户和国外账户上的承保范围，减轻了存款人仔细监督银行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存款人没有获赔的法定权利，以及没有有关方案的累积资金的信息，部分地抵消这些结果。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保险方案对所有存款人都进行赔偿，这样存款人对大银行（这些银行的倒闭可能超过保险方案的资金）似乎有绝对的存款保险的感觉而否认了这些特点。由于存款保险消除了存款人对银行
在德国银行部门中，同业监督取代了存款人监督。这是通过：(1)方案的筹资和管理纯粹是民营性质的；(2)从保险中排除了同业存款；(3)存款的全额保险来实现的。该方案尽管执行某些政府职能（如发照过程中的活动），但不受政府的规章制度管理和监督。排除同业存款增强了银行相互监督的动机。最后，存款人享有的几乎完全的承保范围似乎使银行执行的市场纪律增加了。考虑到方案的完全民营性质，没有政府支持的筹资，各会员银行不能指望使源于一家会员行困难的任何费用外部化。因此，几乎完全的承保范围增加了会员行相互监督的压力。
存款保险方案是被完全结合到德国银行协会结构中。因此，它类似于一家对其会员提供非竞争但排他的产品的俱乐部。但与绝大多数对其会员提供竞争并排他的产品的俱乐部不同，存款保险未必是取决于密集问题。恰恰相反，数量更多的银行提高了多样化，并为相互监督提供条件。但在某个时刻增加更多的银行也许会降低相互监督的效率，因为银行的数量更多，两个银行间的业务强度就会下降，搭便车的风险就增加了。德国私营银行业的高度集中阻挡了这个界限，这是通过交叉的，风险多样和同监督强度之间平衡的有效均衡来实现的。每种银行（政府的、合作的和私营的）都有自己的存款保险方案，通过把各银行间的利益调整得更密切，强化了存款保险方案像俱乐部的性质。
方案完全民营的性质，也避免了方案所有者、管理者和银行之间的代理问题（这个问题在其他存款保险方案中经常出现），因为在德国的案例中这三者是一致的。与大多数其他国家不同，纳税人不是方案的所有者，也不是方案的保证人。这消除了方案的管理人员和作为所有者的纳税人之间潜在的代理问题。它也提高了规章制度管理和政治占有的成本。因为存款保险方案是完全嵌入德国银行协会的，不存在搭便车问题，管理者和银行之间没有产生代理问题。
方案完全融入银行协会也降低了源于自愿方案的逆选择问题。德国银行协会的支配地位方案防止了会员银行的退出。尽管在这个俱乐部中仍然存在道德风险和逆选择，但会员数量较少、共同所有权结构（民营）、共同的目标和职业道德创造了一种共同责任感。个人接触也使道德上的说服和施加压力更为容易。另外，方案对会员有监督和管理的权力以使俱乐部内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最小化。它有权对不遵守管理或审慎标准的会员银行实施纠正措施，甚至可以将不遵守制度的会员银行开除。方案内的逆选择还可以通过不同银行集团在委员会中几乎平等的代表权来避免。三大集团（大银行、私立银行及地区银行、外国银行和其他银行）中无一能对其他两个集团施加影响。
德国存款保险方案成功的另一要素是负责审慎的规章制度管理和监督的政府当局和私营银行、银行协会及存款保险方案之间的密切合作。在处理银行危机时这变得显而易见，上面所提的SMH倒闭案就是个例证。然而，支持倒闭的银行的业内迅速合作只有在德国私立银行部门高度的市场集中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这反过来可以用全能银行制度和没有任何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来解释。
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方案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私营的流动性供应者——LCB来减少。LCB是私营银行所有的和管理的，负责对健康银行的流动性支持，LCB没有贷款给破产银行的动机。因为贷款的成本由存款保险方案负担，而且也是由通过银行和融资的。而且LCB和存款保险方案之间的密切联系增加了银行作为该俱乐部成员的压力。
(2)其他使德国银行业稳定的制度、法律和经济决定因素 德国存款保险方案的成功至少可部分地追溯到德国的反破产倾向。破产被认为是个人失败而非经济失败。而且破产会导致刑事残害，就像SMH倒闭时所见到的格拉夫·冯·盖仑的案件。那些在其他国家要么不构成犯罪或即使构成也不会强制执行的白领犯罪，在德国却被看得非常严重。根据德国刑法，如果由会计造假、隐匿资产或违背“正常经营惯例的行为”所造成的破产可判最高达5年的监禁，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判10年监禁。在被告可耻地将贪婪行为付诸实行或故意使将财富委托给他管理的人的财富因其破产而受到损害时，破产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后一种情况被认为是金融机构的问题。除刑事处罚外，德国银行法禁止涉及虚假破产的经理再度取得银行部门管理的职位。
存款保险方案的民营性质、法律及经济生活中的反破产倾向虽可以阻止银行家承担过度的风险，并可能降低道德风险，但也可能对银行部门的企业家精神和竞争结构造成了消极影响。强烈的反破产倾向会阻止承担风险和创新。最后，有控制力的银行协会会很容易地使俱乐部转化为阻止新会员进入的卡特尔，从而抑制了银行业的竞争。银行协会施加的进入障碍比银行法规定的申请执照的要求还高，并且非常强调一些很难界定的概念，如“诚信”和“正常的经营惯例”等。
德国金融部门的所有权形式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银行业的稳定。如前面指出的，德国银行业中的很大部分不是政府的就是合作的，因此没有价值最大化的实体。绝大多数的商业银行是由管理层，而非由股东控制的。尽管缺乏股东价值最大化，可能会降低银行部门的效率，但也有可能降低过份的风险承担和道德风险。商业银行业部门内的少数卖主市场结构和由此产生的银行高特权值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拿银行打赌”。
六、欧盟的新指示
1994年，欧盟批准了在所有成员国内建立强制性存款保险方案的指令。这些方案的承保范围限制至少是2万欧元，最高达10%的共保是允许的，这些方案的组织结构由各国决定。
德国已经开始将新的强制方案归入到现有结构中。德国遵从欧盟的命令，建立欧盟命令所要求的只提供最小保护的存款保险方案。除了低承保范围限制、10%共保外，公共机构的账户、内部人的账户和任何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都被排除在外。私营银行和政府银行的保险方案都是民营方式管理的但受FBSO的规章制度管理和监督。这两种方案都是通过会员行缴纳的年度保险费筹措资金的，保险费由财政部确定。民营方式管理的存款保险方案维持其现有的形式，因为它不在政府规章制度管理的范围之内，因而也不受欧盟法律的约束。然而，它目前只对2万欧元以上的存款和欧盟命令不能保险的存款负责。德国银行审计协会不仅继续对自愿方案的会员进行审计，也对强制方案的会员进行审计。新的强制方案吸收了自愿方案的若干特征——民营方式的管理和筹资，使保险和审计之间的密切联系具体化。
七、德国民营存款保险方案对我们的启示
德国的实例显示，完全由银行提供资金和管理的存款保险方案在特定的制度环境和竞争环境中是可行的。该方案有俱乐部特征的性质、它享有的 《作为私人俱乐部的存款保险：德国能成为模式吗？(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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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营存款保险方案过去的经历
迄今为止，存款保险计划处理过26次赔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旦一家银行被暂时关闭，或在存款账户被转移到另外的金融机构的情况下进入清算程序，存款保险方案就会介入。关于赔款是转移还是直接支付给储户以及选择受让行的决定是存款保险方案根据成本基础作出的。至今，最大的赔案是1983年的Schroder,Munchmeyer,Hengst and Co(SMH)赔案及1995年的Fischerbank赔案。方案对前者的存款人和债权人支付了3.45亿马克，以后者的80000个账户和存款支付了16亿马克。所有的银行危机已被解决而且只由民营的存款保险方案赔付，没有动用任何公款。
SMH破产案显示了在一个银行倒闭的情况下，私营银行的“俱乐部”如何在与官方机构迅速合作中起作用，使银行系统所受的影响最小。1983年11月，SMH（德国的一家小银行），面临9亿马克的亏损。该亏损来自给一家建筑公司的无盈利效能的贷款，是SMH资产的1/3，是其股本的8倍。在联邦银行和FBSO的压力下，拥有SMH未决赔款的银行同意将其债权转换为次要债务换取管理上的控制。存款保险方案为赔偿存款人和外国债权人支付了3.45亿马克。新的所有者指定了一个新的监事会。一个月后，SMH被一分为二——一个好银行和一个差银行，好银行出售给了劳埃德银行，差银行由银行协会接管并清算。非常有意思的是，SMH的问题由银行协会而非由监督机构发现的。尽管在最初会议中，政府代表到场并施加压力，但危机的解决纯粹是民间性质的，银行协会是营救的主力军。有关如何解决这次危机的决定由联邦银行在几小时内作出，而债权人则在几天内接管SMH。
五、德国存款保险是一种模式吗？
虽然德国私立银行的存款保险方案与在第二部分所描述的运作最佳的保险方案并不完全相符，但它在过去的25年中一直运行良好。方案虽然没有对存款人监督、控制银行提供任何的激励，但其完全民营的性质为银行相互监督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同业监督取替了存款人和债权人监督。政府当局和民营方案之间的合作、制度框架及反银行破产倾向加强了德国存款保险方案的“成功”。下面将依次讨论这些加强因素中的每一个。
(1)同业监督取代存款人监督 德国存款保险方案几乎不受限制的承保范围、没有共保、在本币账户和外币账户及国内账户和国外账户上的承保范围，减轻了存款人仔细监督银行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存款人没有获赔的法定权利，以及没有有关方案的累积资金的信息，部分地抵消这些结果。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保险方案对所有存款人都进行赔偿，这样存款人对大银行（这些银行的倒闭可能超过保险方案的资金）似乎有绝对的存款保险的感觉而否认了这些特点。由于存款保险消除了存款人对银行
执行市场纪律的动机，显然就需要用其他要素来解释没有道德风险或银行没有承担过度风险的原因。
在德国银行部门中，同业监督取代了存款人监督。这是通过：(1)方案的筹资和管理纯粹是民营性质的；(2)从保险中排除了同业存款；(3)存款的全额保险来实现的。该方案尽管执行某些政府职能（如发照过程中的活动），但不受政府的规章制度管理和监督。排除同业存款增强了银行相互监督的动机。最后，存款人享有的几乎完全的承保范围似乎使银行执行的市场纪律增加了。考虑到方案的完全民营性质，没有政府支持的筹资，各会员银行不能指望使源于一家会员行困难的任何费用外部化。因此，几乎完全的承保范围增加了会员行相互监督的压力。
存款保险方案是被完全结合到德国银行协会结构中。因此，它类似于一家对其会员提供非竞争但排他的产品的俱乐部。但与绝大多数对其会员提供竞争并排他的产品的俱乐部不同，存款保险未必是取决于密集问题。恰恰相反，数量更多的银行提高了多样化，并为相互监督提供条件。但在某个时刻增加更多的银行也许会降低相互监督的效率，因为银行的数量更多，两个银行间的业务强度就会下降，搭便车的风险就增加了。德国私营银行业的高度集中阻挡了这个界限，这是通过交叉的，风险多样和同监督强度之间平衡的有效均衡来实现的。每种银行（政府的、合作的和私营的）都有自己的存款保险方案，通过把各银行间的利益调整得更密切，强化了存款保险方案像俱乐部的性质。
方案完全民营的性质，也避免了方案所有者、管理者和银行之间的代理问题（这个问题在其他存款保险方案中经常出现），因为在德国的案例中这三者是一致的。与大多数其他国家不同，纳税人不是方案的所有者，也不是方案的保证人。这消除了方案的管理人员和作为所有者的纳税人之间潜在的代理问题。它也提高了规章制度管理和政治占有的成本。因为存款保险方案是完全嵌入德国银行协会的，不存在搭便车问题，管理者和银行之间没有产生代理问题。
方案完全融入银行协会也降低了源于自愿方案的逆选择问题。德国银行协会的支配地位方案防止了会员银行的退出。尽管在这个俱乐部中仍然存在道德风险和逆选择，但会员数量较少、共同所有权结构（民营）、共同的目标和职业道德创造了一种共同责任感。个人接触也使道德上的说服和施加压力更为容易。另外，方案对会员有监督和管理的权力以使俱乐部内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最小化。它有权对不遵守管理或审慎标准的会员银行实施纠正措施，甚至可以将不遵守制度的会员银行开除。方案内的逆选择还可以通过不同银行集团在委员会中几乎平等的代表权来避免。三大集团（大银行、私立银行及地区银行、外国银行和其他银行）中无一能对其他两个集团施加影响。
德国存款保险方案成功的另一要素是负责审慎的规章制度管理和监督的政府当局和私营银行、银行协会及存款保险方案之间的密切合作。在处理银行危机时这变得显而易见，上面所提的SMH倒闭案就是个例证。然而，支持倒闭的银行的业内迅速合作只有在德国私立银行部门高度的市场集中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这反过来可以用全能银行制度和没有任何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来解释。
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方案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私营的流动性供应者——LCB来减少。LCB是私营银行所有的和管理的，负责对健康银行的流动性支持，LCB没有贷款给破产银行的动机。因为贷款的成本由存款保险方案负担，而且也是由通过银行和融资的。而且LCB和存款保险方案之间的密切联系增加了银行作为该俱乐部成员的压力。
(2)其他使德国银行业稳定的制度、法律和经济决定因素 德国存款保险方案的成功至少可部分地追溯到德国的反破产倾向。破产被认为是个人失败而非经济失败。而且破产会导致刑事残害，就像SMH倒闭时所见到的格拉夫·冯·盖仑的案件。那些在其他国家要么不构成犯罪或即使构成也不会强制执行的白领犯罪，在德国却被看得非常严重。根据德国刑法，如果由会计造假、隐匿资产或违背“正常经营惯例的行为”所造成的破产可判最高达5年的监禁，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判10年监禁。在被告可耻地将贪婪行为付诸实行或故意使将财富委托给他管理的人的财富因其破产而受到损害时，破产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后一种情况被认为是金融机构的问题。除刑事处罚外，德国银行法禁止涉及虚假破产的经理再度取得银行部门管理的职位。
存款保险方案的民营性质、法律及经济生活中的反破产倾向虽可以阻止银行家承担过度的风险，并可能降低道德风险，但也可能对银行部门的企业家精神和竞争结构造成了消极影响。强烈的反破产倾向会阻止承担风险和创新。最后，有控制力的银行协会会很容易地使俱乐部转化为阻止新会员进入的卡特尔，从而抑制了银行业的竞争。银行协会施加的进入障碍比银行法规定的申请执照的要求还高，并且非常强调一些很难界定的概念，如“诚信”和“正常的经营惯例”等。
德国金融部门的所有权形式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银行业的稳定。如前面指出的，德国银行业中的很大部分不是政府的就是合作的，因此没有价值最大化的实体。绝大多数的商业银行是由管理层，而非由股东控制的。尽管缺乏股东价值最大化，可能会降低银行部门的效率，但也有可能降低过份的风险承担和道德风险。商业银行业部门内的少数卖主市场结构和由此产生的银行高特权值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拿银行打赌”。
六、欧盟的新指示
1994年，欧盟批准了在所有成员国内建立强制性存款保险方案的指令。这些方案的承保范围限制至少是2万欧元，最高达10%的共保是允许的，这些方案的组织结构由各国决定。
德国已经开始将新的强制方案归入到现有结构中。德国遵从欧盟的命令，建立欧盟命令所要求的只提供最小保护的存款保险方案。除了低承保范围限制、10%共保外，公共机构的账户、内部人的账户和任何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都被排除在外。私营银行和政府银行的保险方案都是民营方式管理的但受FBSO的规章制度管理和监督。这两种方案都是通过会员行缴纳的年度保险费筹措资金的，保险费由财政部确定。民营方式管理的存款保险方案维持其现有的形式，因为它不在政府规章制度管理的范围之内，因而也不受欧盟法律的约束。然而，它目前只对2万欧元以上的存款和欧盟命令不能保险的存款负责。德国银行审计协会不仅继续对自愿方案的会员进行审计，也对强制方案的会员进行审计。新的强制方案吸收了自愿方案的若干特征——民营方式的管理和筹资，使保险和审计之间的密切联系具体化。
七、德国民营存款保险方案对我们的启示
德国的实例显示，完全由银行提供资金和管理的存款保险方案在特定的制度环境和竞争环境中是可行的。该方案有俱乐部特征的性质、它享有的 《作为私人俱乐部的存款保险：德国能成为模式吗？(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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