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私人俱乐部的存款保险：德国能成为模式吗？

审计和监督权力以及政府当局和方案管理者之间的密切合作对德国存款保险方案的成功有很大的贡献。存款人缺乏执行市场纪律的动机可通过银行间的自我监督、自我控制的强烈动机来弥补。存款人没有监督银行动机的原因——几乎完整的承保范围——增加了银行行使市场纪律的动机，因为银行（而且是只有银行）得承担银行困境的成本。
　　德国存款保险方案也是迄今为止在金融部门规章制度管理方面公私合作关系的成功范例。参与的民营方必须承担任何损失，这提高了有效地相互监督的动机。损失不仅要用预付的保险费来弥补，而且还

要向银行分摊附加保费。法律不允许政府对银行倒闭解决提供资金支持。人们仍然可以推测当损失威胁到整个金融业健康时，负担会变得非常严重。但这种临界点是不可预测的。这种公私合作关系分割系统危机和非系统危机之间的遭损风险。私人部门承担由非系统性危机引起的所有损失，而如果发生系统性危机，政府则提供资财。
　　但德国方案的成功或许很难输出到其他国家。它得在对合同执行和法律规定有利的制度环境和显示较低腐败水平的制度环境的背景下进行判断。在不利的制度质量的环境里，自愿的会员资格可能会很快导致逆选择，即有实力的银行退出方案；高的承保范围限制可能会诱使银行管理者和所有者滥用方案，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能够使破产银行的成本外部化。在较差的制度环境中，部分筹资的方案可能导致银行故意对方案提供资金不足，在危机时指望额外的政府资财。尽管对可用资金保密可能会增强德国存款人的信心，但在透明度低且腐败程度高的社会里，它可能降低基金管理者的负有责任。
　　德国方案的成功也要根据德国银行体系的市场结构来判断。银行数量较少且高度集中的商业银行部门使合作行为和银行危机（诸如SMH引起的）的迅速解决变得容易。但它也可能阻止新的和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参与者进入，使存款保险方案这个俱乐部转化为卡特尔。德国在法律和经济上的反破产倾向可能会降低道德风险，但也抑制了企业家精神。全面的成本收益分析应该小心地处理德国以民营方式管理的存款保险方案的效率收益与其对竞争和企业家精神潜在的消极影响之间的平衡。
　　正准备建立或改革存款保险方案的发展中国家或许能够采纳德国模式的某些特征。许多新兴国家的金融体系是以机构数量少且高度集中的银行业部门和国有银行所占份额大为特点的。把存款保险限制在私营银行并由银行自己所有并管理，可能增强负有责任，减少道德风险，并促进私营银行的发展。尽管德国成功的其他要素（如制度环境、反破产倾向等）可能不具备，但像德国那样的民营存款保险方案可能增强银行部门的稳定。如果具有恰当的激励结构和适当程度的监督和管理权力，用民营方式管理和筹资的存款保险方案可以充当抵御金融不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但即使作为整体的存款保险方案不能被容易地移植到其他国家，可还有一些经验要记住。我们仍需注意几个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第一，为不同的银行集团（如私营银行、合作银行和政府所有的银行）建立各自的存款保险方案，增强俱乐部特征，加强同业监督，使搭便车的风险最小化。第二，存款保险方案收取的以审计为基础的基于风险的保险费在保护保险提供者和它想避免的道德危险之间建立了健康的联系。第三，事先提供资金（这保证了保险方案对存款人的信任）和银行在事后提供资金（这对银行相互监督，从而使成本最小化构成激励）相结合可能是个可取的折中办法。

《作为私人俱乐部的存款保险：德国能成为模式吗？(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