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性、选举与村集体经济
三、派性与村集体经济资源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到，派性斗争的双方都具有两重结构，一是与自己关系十分接近的紧密关系层，这一层面的人不是很多，但构成复杂，基本上是以派性焦点人物为核心的亲朋好友。亲即姻亲和宗亲。在宗族意识不是很强的情况下，宗亲主要是兄弟及堂兄弟这样的近亲。友则指与他关系密切的好朋友，拜把兄弟、同学战友、生意上的合作者以及其他具有共同的特殊经历而结成的友谊。在当前大多数农村，友的力量已超过亲的力量，成为村民交往圈的主导部分。无论是亲是友，都是围绕每个具体的人的，是特殊的；第二层面的是通过利益许诺而结成的利益联盟，这部分人试图通过支持派性斗争中的一方，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或安全感。其中也有一些人因为是对方一派的坚决反对，而成为另一派的坚定支持者。
村集体经济在两个方面为派性斗争提供了理由或动力。第一个方面为，村集体经济较多时，当村干部会有更多个人经济收益上的好处，村干部职业成为村中精英人物谋取的目标。村庄精英为争夺村干部职位而充分利用已有的关系，并不断通过拉关系来结成新的利益联盟。在争夺村干部职位的过程中，村庄精英逐步分化结盟，形成一般是两派有时是三派的对垒格局，到底鹿死谁手，需要到选举的市场上或上级的关系中得以决定。精英的分化与结盟，自然带来村民的分化与派别的形成，派性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第二方面为，较多的村集体经济为派性斗争提供了兑现许诺的条件，这种兑现又反过来会强化许诺的效力，从而强化在村干部选任时拉关系的力度，这种拉关系的力度进一步稳固了派性的基础，增加了派性斗争的机会。
除以上两个方面以外，较多的村集体经济对派性产生的影响还有以下一点：在任村干部兑现许诺本身当然是对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一种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做得过头了，就会引起其他村民的不满，不满的村民在一些有个人目的的村庄精英的动员下，结成了对在任村干部的反对，这种反对可以利用一次选举，一次村中重大事务的决策，或一次罢免案及上访来予表达。这个时候，充当组织者的村庄精英，大都是在前次选举中落选的那些有意当村干部的人，他们因为获得了大量中间派，而具有了将那些兑现利益许诺时做过头了的在任村干部反下来的实力。
在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多的村，村干部当然不只是在兑现许诺时行使集体资源再分配的权力。而每一次对村集体资源的再分配，都会引发公平与否的争论，这些争论若多次重复，就可以被村庄精英利用，也就可能形成派性。村集体经济资源越多，再分配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机会就越多，数额也越大，形成派性的可能性就越大。没有村集体经济资源，不仅失去了再分配村集体资源的机会，也没有关心个人经济利益的村庄精英来掺和村里的事情，这时候，村庄的派性斗争无从谈起。
但并不抽象地存在集体经济资源与村庄派性的正相关关系。这与村集体经济资源获得的途径有关。村集体经济资源大致有两种获得途径，一是某个村庄能人以他个人的经营才干和人格魅力来经营村庄企业，发展村集体经济所形成的集体财富。这种村庄如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等著名村庄和与这些著名村庄紧密相联的王洪彬、吴仁宝等著名村庄创业者。这些村庄的集体资源起码在创业者仍然健在时，不会成为形成村庄派性斗争的润滑剂：村庄中无法产生一个与创业者魅力相提并论的反对派的首领。
与派性斗争的产生有正相关关系的拥有较多集体资源的村庄，是那些意外得到资源的村庄。在城郊村，村民并没有创造财富，村庄领导人也没有创造财富，但城市化提升了村集体土地的价值，巨额的土地征用费，和没有任何一个村民及村干部享有巨额土地征用费的合法占有权的情况下，如何分配这些意外得来的好处，就会引起村庄内部的激烈争论，分歧分派，派性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若恰好在这时候进行选举，村集体经济资源争夺所形成的派性便集中爆发出来。之所以经济发达地区村民的参选举可能更高，是因为发达的经济带来土地增值，带来村集体资源的再分配和在这种再分配过程中形成的派性。有了派性的选举，就会有一幅热闹的图景：精英走家串户拉票真忙，村民三五成群细慢思量，最终，村里所有人都被动员进行选举投票的现场。
四、讨论与结论
1、派性与半熟人社会
半熟人社会是我们用来描述当前行政村（村委会）一级，村民相互之间不很熟悉，但每个村民都与村干部熟悉现状的一个概念[4]。正因为村民之间不很熟悉，在缺乏组织结构的情况下，派性成为动员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重要方式，这种动员通过村委会选举、村庄重大事务的决策等表现出来。
一般来说
，在熟人社会如自然村中，村民相互之间十分熟悉，东家长西家短，村民都很清楚，村庄舆论因此较为健全有力。没有外来的组织结构发生作用，自然村内就可以达成共同决定，村民内部分派斗争在绝大多数时候就没有必要，也缺乏产生的理由。在熟人社会中，赤裸裸的利益许诺往往为他人所不齿，而因为熟人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熟人，围绕两个焦点人物形成两派时，对每个人的人际关系都损害太大，没有人愿意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公开支持一个人以反对另一个人及这个人背后的群体。 其实，一般情况下，以自然村这样的熟人社会为代表的地缘群体，往往是构成行政村一级派性斗争的基本力量。自然村一般都具有共同的地缘利益，有形成一致行动的理由。自然村内相互熟识，它作为一个基本力量参与到派性斗争中，可以获得本体性的安全感。自然村内，相互熟识的每个村民一同参与到行政村的派性斗争中时，它更象是为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赤裸裸的个人好处在行动。相互熟识的人们相互鼓励和支持，会创造超出村庄社会中的理性算计和行动来。村委会选举时，投票因此理直气壮，村务决策时，表态因此旗帜鲜明。 也正是有了自然村及村庄派性斗争焦点人物其他各种特殊关系的组合，构成了派性斗争双方的基本力量，没有这种基本力量，完全是利益许诺，很难形成派性斗争的理由，特别是派性斗争可以延续的理由。
若以地缘或业缘等关系组合起来的基本力量足够有力而稳定，这种基本力量事实上就变成了不是围绕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围绕某一种共同的利益的新生力量，事实上就是形成了派系这样一种远较派性稳定的力量。派系之争在台湾乡镇长选举中十分普通，但派系一般是较行政村这一半熟人社会更为庞大社会比如乡镇社会的产物，因为在乡镇这一层面，派性这一依赖个人关系形成的组织力量，已没有能力主导选举过程。派系是较派性更为稳定的力量，也是更为结构化的力量，它是在超出半熟人社会的选举中，政党结构还没有形成时，产生的一种替代结构，派系以若干乡村精英
《派性、选举与村集体经济(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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