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自由主义

救”小
商品生产。例如，他认为：我们是可以满足经济规模的要求的，只要我们能够找到
一个市场管理的方法以使对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共享变为可能，而同时不必分
配永久的、绝对的权力给任何人。这个方法就是安格尔的激进的民主建设方案中新
的财产权利体系，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我们可以创建新的制度来赋予“自耕农民主”
（yeoman democracy) 之梦以新意，，使“小商品生产”向经济的与技术的进步和
民主的理想开放。确实，安格尔在对新形式的市场经济的讨论中一个最吸引人的主
题，就是他在这些历史制度问题与当今先进的“后福特主义”之间所建立的联系。
这里再一次，安格尔帮助我们认识到了传承下来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反映“人类历史
的自然法则”。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们。

　　今日的行动纲领

　　安格尔对结构至上主义和制度拜物教的批判与他的行动纲领有紧密联系。一根 
强有力的纽带存在于安格尔“构建性社会理论”中的解释部分和行动纲领部分之间。
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他的社会理论重新阐释和总结了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企图。具
体作法是，摆脱自由派和左派关于实际制度安排的毫无道理的限定性假设的桎梏，
重新理解代议民主、市场经济、以及经济积累的社会控制等实际制度安排所能够和
应该具有的形式。
　　当今的世界迫切地需要安格尔的行动纲领。伪科学的关于制度收敛（
convergence）的理论已经得到世界范围理论界的推崇。这种收敛论认为，世界市
场经济和民主代议制正在集聚到一套最好的制度－－北大西洋已经建成的民主政经
体制。这种论点标榜“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和前苏联，这种论点有时也被称
为“华盛顿共识”，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制度拜物教”。例如，一方面，收敛论者
夸耀美国、德国和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间的差异正在消退；但另一方面，他们
却不愿承认或认同正在形成中的新的差异。
　　在其最为抽象的和普遍的形式中，新自由主义或者说"华盛顿共识"强调通过财
政收支平衡来达到正统的宏观经济稳定，而财政收支平衡的获得是通过遏制公共支
出而不是提高税收来达到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化，而这种自由化的获得是通过
自由贸易（指商品与资本而不是劳动力的自由流通）来实现的；新自由主义还主张
私有化，但其私有化既被很狭窄地理解为政府从生产过程中的撤出，又被很一般化
地理解为是对西方标准的私法的照搬；而其“社会安全网络”则被用以抵消其正统
纲领之不平等社会后果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主要论点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其与经典的社会民主的社会保险方
案的合流。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已经长久地丢失了其自身激进
的鼓舞人心之处。社会民主的方案没有能向现行的市场经济和民主代议制的具体制
度安排进行挑战和改革，仅仅只是寻求缓和结构的分裂和等级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后
果。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保护在资本集中的大工业生产中的劳动阶层的相对优越的
地位，但这是以无组织的“第二经济”中的一大批“局外人”为代价的。如果说局
内人与局外人的分化，已经成为欧洲社会民主政体难以应付的问题，那么对于象巴
西、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来说，同样的难题及其后果就会变得更可怕的多。补偿性的
社会政策依然不能缓解极大的基于经济发达部门与经济落后部门间断层的不平等。
由于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合流，安格尔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行动纲领，
也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替代。它谋求克服富国和穷国中都存在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二
元化，使得资本配置更加开放和多元，并且通过建立能够支持反复的结构改革实践
的政治制度，。造成经济和政治的二元化的主要原因，是现时提供给局内人所有的
特权。不论在发达部门中与老板与工人的利益对立有多大，但他们有着不与在无组
织状态中的局外人分享利益的共同要求。
　　今天，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通过与工业革新经营计划相对照来定义自身。这一
新工业革新经营计划，希望加强资本流动的自由而又鼓励工厂中的协作。它诉诸劳
动阶层分化的方法来处理这两者的紧张关系。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通过保有就业权
之类的办法来控制资本的过分流动。另外，他们还想在生产企业内部加大对利益相
关者（指工人、消费者、地方社区及股东们）的承认。然而，其结果却是加剧了僵
局与冲突的病态发展，并强化局内人与局外人业已存在的断层。
　　安格尔经济重建方案的核心即在于：试图通过扩大单个“工人－公民”的资源
和能力来代替对保有就业权的要求，并以彻底的多元化分散的渠道提供生产机会，
藉此代替保守社会民主主义的利益相关者模式。这个方案中的第一条主张，要求每
个人皆可获得的来自社会继承下来的财产的“社会分红”；第二条主张，要求对传

统的私有财产财产权利束加以分解加以分解，并对其进行再组合和再配置。这两条
主张都需要从有利于加速民主政治过程及公民社会独立组织的制度和实践中汲取营
养和补充。自由的立宪主义对前者（指民主政制）的设计是不充分的；同样，我们
所熟知的契约法与公司法对后者（公民社会独立组织的制度及实践）的设计也是不
充分的。
　　现代法律分析中将财产解释为“一束权利”，安格尔充分肯定这一分析的民主
化潜力。他建议拆解传统的财产权并赋予其所有成员不同种类的权力。这些传统所
有者的继承人包括公司、工人、国家与地方政府、中间组织及社会投资资金。安格
尔反对将传统的私人所有简单地反转为国家所有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因为这样的简
单反转仅仅是对所有者身份的重新界定而没有改变“统一财产”的性质（即财产权
利束未分解）。他主张一种三层结构的财产权利束安排，即（1）：由国家民主政
府建立的中央资本基金，用以最后裁决对经济积聚的社会控制；（2）多种投资资
金，由政府和中央资本基金所设立，在竞争的基础上分配资本；（3）由劳动者、
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组成的资本接受使用者群体。这个方案既是对经济增长条件
的构想，又是对经济增长可与民主的实验主义相调和的构想。在这样一种构想中， 
物质进步的中心议题是协作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两者互相需要但又互相威协，我们
的任务就是要减少协作与创新之间的干扰。
　　我们既可以从激进左派人士的传统立场，又可以从自由主义的传统立场去评价
安格尔的“财产权利束分解”的理论。以激进民主主义视野出发，安格尔的方案是
与普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相关的。普鲁东是将财产视为“一束权力”的先驱，
他的经典论著《财产是什么？》对“统一财产”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安格尔方案中有关经济的学说，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对普鲁东、拉塞尔和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综合。从普鲁东和拉塞尔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理论中，安 
格尔吸收了经济的分散多元化对经济效率和民主政治均有益的重要观点；从马克思
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评中，安格尔认识到了小商品生产自身的两难困境
和不稳定性。这一认识促使安格尔改变了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对国家政治的由来已
久的憎恶。他发展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多元协作的观点，并把这个观点与尽快打开政
府各部门僵局以加速民主政治、提高并维持制度化的政治动员水平、加深并普及公
民社会自我组织独立性的改革联系起来。
　　从自由主义的传统来看，安格尔的方案代表着对经济分散多元化和个人自由的 
进一步发展。在当今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分散多元和革新已经
成为保护资本投资利益和发达工业部门劳动者的牺牲品。安格尔方案，比目前新自
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更真实地保持了自由主义那种分散的协作与革新的精神。
传统的，在制度上保守的自由主义把完全统一的财产权当做所有其它权利的典范。
安格尔则以在不同类型的权利拥有者之间重新

《超自由主义(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