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自由主义

分配财产束的各种成分这样一种构想，
既摒弃又丰富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安格尔认为左派应当重新诠释而不是完全丢弃关
于权利的语言。他超越了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以及自由主义的传统，建立了包 
括豁免权、市场权、否定既得利益权和团结权这4 种权力的新的法学理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安格尔有时将其方案说成是“超自由主
义”的而不是反自由主义的了。读过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传》一书的读
者是会发现“超自由主义(第4页)”－－通过改变自由主义的老一套的形式而实现自由主义
的理想－－与穆勒的精神危机后的新思想，颇为神似。穆勒的自由主义强调通过累
积的广泛制度改革来维持民主实验主义的生命力，而今日的制度上保守的自由主义
则满足于再分配税收。安格尔迫使我们正视这两种自由主义间的差异。 
　　由此，我们可以将安格尔的这种行动纲领视为对激进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
的综合。这一综合至少在三方与未来民主建设相关：
　　第一，这一对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主义及自由主义的综合，孕育出了一项
称为“民主实验主义”的计划6。这个计划要求扩大自由主义者、左派及现代派艺
术追随者的范围，从而代表了一种代替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的、政治
的选择。在冷战后的时代，安格尔这一理论揭示了另一种前景，并有力地将我们从
历史已经终结这样的沮丧中解救出来。
　　第二，这一综合有利于富国和贫国的左翼重新进行社会变革的策略思考。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的左派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体力工人阶级从未成为人口中的多数这
样一个历史事实。害怕左派和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不仅常常将“中产阶级”与工人
和农民分离，且使“中产阶级”转向右派。安格尔对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主义
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这一综合，可能会被证明为是激进民主主义转变过程中扩大联盟
的有力的动员武器。
　　第三，这一综合赋予“人为社会”以新的涵义。安格尔的社会理论代表了欲将
“杂乱的经验”理论化的努力。他试图鼓励实际的和情感的人类联系形式的多样化，
突破传统上与不同国家、阶层、团体和社会角色结合在一起的人类交往形式。通过
这种世界范围的重新组合和革新，我们拓宽了对可能性的认知，而这个扩大了认知
力又有助于保持“民主实验主义”的活力。这样，安格尔的制度方案连同他对个人
交往方式变革的认识，得以互相加强。
　　本书选自安格尔三卷本的《政治学，在构建性社会理论中的工作》。本书第一
部分选自《政治学》第一卷。第二部分选自《政治学》第二和第三卷，阐述“结构
性构架”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并阐述我们的集体的生产或摧毁能力的发
展。本书第三部分是从《政治学》第二卷中选取的最能代表安格尔重建经济与政治
制度方案的资料。本书最后一个部分来自《政治学》第一和第二卷，以体现安格尔
的制度纲领和“文化革命”的个人纲领是如何互相加强的。
　　在数位安格尔著作的评论家中，罗蒂（RichardRorty）特别强调安格尔是一位
巴西公民这个事实。罗蒂说：“请记住：尽管安格尔在北美努力工作了多年，改变
了许多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和许多律师的自我评判，但他的心却在异地他乡。对安格
尔来说，北美任何一个富有的民主国家皆非他的家园，而是他积累经验教训、汲取
借鉴和鼓励的地方。”这番评论，不禁令我回想起韦伯的话：对许多具有决定意义
的文化成就来说，其灵感往往来自此一文明的边缘。
　　安格尔在描述1985 年的巴西时这样说道：“不确定性是所有生活状态的公分
母……这些不确定性既可被当成变革的机遇，也可被视为令人迷惑的混乱”。大体
上，我现在对中国的看法，就好象安格尔对巴西的看法。

安得森（Perry Anderson）
把安格尔看作“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哲学家，将要成为第一世界的观察家和预言家”
，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今天，向更加充满活力的民主实验主义前进这一期待，在
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属于如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一些还可以有所选择的边 
缘国家的。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民主变革的伟大时
机与解释世界的思想贫乏共存的时代。正是在这么一种渴求、冲突、希望的背景下，
三年前我第一次读了安格尔的著作，从中得到强烈的启发，似乎这是一本专门写给
我的书。现在，我希望这本选自安格尔《政治学》的书也能带给读者同样的感受。

　　注

　　1 在讨论卡斯特洛狄斯（Castoriadis) 与安格尔的时候，罗蒂（Richard 
Rorty）很好地抓住了安格尔的理论位置。他说：“卡斯特洛狄斯与安格尔都愿意
研究而不是破坏现时的人们已有所理解的那些概念，尽管他们不对他们生存其间的 
这个历史的世界给出最后的判断”见Richard.Rorty 的《安格尔、卡斯特洛狄斯与
国家未来之罗曼斯》，引自Robin.W.Lovin 与Michael.J.Perry 主编的《批判与建
设：罗伯特·安格尔“政治学”讨论论文集》，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

　　2 波瑞·安德森（Perry Anderson）: 《罗伯特·安格尔与加强民主的政治学》
，见其《A Zone of Engagement》，伦敦、纽约出版，Verso，1992 年版，第135 
页。

　　3 Geoffrey.Hawthorn 在对Rawls （罗尔斯）,Habermas （哈伯玛斯）及安格
尔的比较研究中指出：罗尔斯和哈伯马斯对中立性的研究令人担忧。参见Geoffrey 
Hawthorn 的《实践理性与社会民主：对安格尔的“激情”与“政治学”两书的思
考》，见Lovin 与Perry 编辑的《批判与建设》。
　　4 见罗伯特·曼格贝拉·安格尔的《社会理论：其形势与任务》，剑桥：剑桥
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200 －201 页。

　　5 参见罗伯特·曼格贝拉·安格尔的《错误的必然性：激进民主主义反必然主
义的社会理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211 页。

　　6 安格尔即将出版的著作：《民主的实验主义》（伦敦、纽约：Verso，1998 
年）详尽地发展了他的行动纲领构想，并与当代的问题与机遇联系起来。

《超自由主义(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