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

者中间，后两条存在于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从五四开始，
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就是混沌一片，从来没有分开过。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
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将社会主义纳入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所谓
的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只是中国自由主义内部的思想分歧，二者之间并无
严格的界限，如同在西方一样，它们分享很多共同的理论预设，如个人自由、民主
政治、法治秩序、社会公道等等，其区别仅仅在于处理自由与平等不同的方式、比
重、各自师从的思潮流派以及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评价等等。确切地说，二者的共同
点要超过彼此的分歧，因而它们依然守护着同一个自由主义的理念和阵营。
　　有一种说法，将五四以后的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概括为某种新的两条路线的
斗争：是"师法英美"呢，还是"师法苏俄"？或者换一个说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说法，首先在方法论上有化约主义的问题，无论是资
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两种及其复杂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有苏俄式的社
会主义，也有北欧式以及东欧式的社会主义，有19世纪的古典资本主义，也有20世
纪的新资本主义。即使具体到苏俄和英美，如果说苏俄的社会主义还比较明确的话，
那么所谓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19世纪的自由放任制度与20世纪三、四0年代的罗
斯福新政、英国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就大为不同。我们无法在一个化约的层次 
上作简单的分类。以现代中国思想史而言，激进的共产主义思潮可以说是"师法苏
俄"，但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并非所谓的"师法英美"就可以概括，需要我们
作深入的分析。
　　从发生学上来说，本世纪中国前半叶的自由主义与后半叶的自由主义之间的最
大区别，是后者在反思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中重建，而前者是在反思19世纪资本主义
文明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历史上的那代自由主义，从"二张"到胡适，多多少少
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不仅他们本人，连他们的西方老师都是如此。杜威、罗素和
拉斯基，是三位对中国自由主义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英美思想家。前二位五四时期访 
问过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在各地作过巡回演讲，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教士。
然而，这二位在英美都是有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至于拉斯基，
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他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实际影响要远远超过杜威和罗素。
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罗隆基、陈源、王造时、储安平等留学英国期间，都是拉斯
基亲炙的学生；张君劢虽然留学的是德国，但他自认政治思想是英国的，对拉斯基
最为崇拜，将他看作是洛克、边沁和密尔之后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正宗传人。
在二、三0年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商务印书馆先后翻译出版了拉斯基三部重要的代
表作：《政治典范》、《国家的理论与实际》和《共产主义的批评》，分别由张君
劢、王造时和黄肇年翻译。此外，新月书店在1931年还出版了丘辛白所译的拉氏《
政治》一书。四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的各种杂志如《观察》等介绍翻译拉斯基的
新作依然不断。作为英国费边社和英国工党的主要领袖和思想家，拉斯基一生致力
于揉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理论体系，他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自由主义
思潮的巨大影响，至今仍是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空白。
　　中国自由主义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反思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化，使得 
他们对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有一种本能的疏离。哈耶克批评社会主义的名著《
通往奴役之路》虽然初版于1945年，但几乎没有引起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注意，唯一
例外的是阅读甚广的潘光旦，在1946年9月出版的论文集《自由之路》中，在一条
补注中他提到了哈耶克的这本著作，虽然对哈氏批评德俄的极权主义表示赞成，但
对哈氏将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看作是不能两立，对一切计划经济表示反对的观点，
潘光旦批评其为"失之偏激"，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认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各有
其弊病。潘光旦的评论尽管是个人性的，但在中国自由主义中颇具代表性，假如当
时其他人也读到这部著作，相信大部分人的反应与潘光旦不会差距太远。整个20世
纪上半叶，中国的自由主义已经被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笼罩了，他们无法理解和
接受古典自由主义，即使是像哈耶克这样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只有当历史背景转换
到对苏俄式的社会主义沉重反思，哈耶克才会在中国思想界引起普遍重视。因此，
如果说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师法英美"的话，那个"英美"决不是洛克、亚
当.斯密和哈耶克式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边沁、密尔、拉斯基、罗素和杜威为代
表的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是那样自觉地远离资本主义，追求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以 
致于远非"师法英美"的化约说法能够道尽其中的复杂内涵。如果我们进一步地加以
分疏，就会发现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与"二张"为首的社会民主主义，
尽管在思想层面有着很多的共同预设，但在理论模式的选择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师法英美"的话，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则力图超越英美和苏俄，
走不偏不倚的"第三条道路"。
　　先看新自由主义。胡适在二、三0年代虽然一直是英美派，但他对苏俄式的社
会主义曾经表现出极大的好感和兴趣，但到四0年代，胡适对苏俄的幻想梦醒，提 
出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急进的革命与渐进的改革是两种完全对立的道路。到这个
时候，胡适虽然不愿意再提"社会主义"，恐怕与苏俄的极权主义沾上边，但他对罗
斯福新政和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依然情有独钟，改而称之为"社会化的经济制度"。
其含义，就是"要顾到社会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经济制度"，一方面不废除私财产和
自由企业，另一方面实行社会化的立法，节制资本、征收累进

税、保障劳工权益、
供给全国用度、缩短贫乏差距等等。他热情地赞扬英国工党不流一滴血，不用武力
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选票，实现了"把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
　　这种对英国工党式社会主义政策的好感，傅斯年表现得更热烈，他在工党大选
获胜以后，专门作文予以肯定："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
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所以
我及其希望英美能作成一个新榜样，即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所以我才对此大选
发生兴趣。"从傅斯年这段名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内心
所希望"师法英美"的，究竟是什么。"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的苏俄断然不行，但"
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的19世纪英美，也住不下去，他们所期望?quot;自由与社会主义
之融合"的"理想国"，正是罗斯福所开创、而为英国工党所发扬的20世纪新自由主
义或社会民主主义道路。这样的"理想国"即使在英美也还在建构之中，所以，对于
中国的自由主义来说，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师法英美"，而必须积极地参与建构"理
想国"的历史实践。
　　当胡适、傅斯年等新自由主义者对英美道路有所期待的时候，张君劢、张东荪、
罗隆基等社会民主主义者却明确地亮出了"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的旗帜。二次
大战以后，冷战格局造成的英美和苏俄两个阵营的对峙已经十分明显。根据"个人
自由"与"社会公道"的两大原则，他们在英美和苏俄的两大壁垒中采取超越的姿态，
既非一味地"师法英美"，也不是简单地"师法苏俄"，而是各取所需，所谓"英美的
政治民主"加上"苏联的经济民主"，这一"第三条道路"被写入所谓"中国自由主义的
大宪章"------中国民主同盟的宣言和主张之中，成为四0年代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
总纲。张东荪对此专门作了一篇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有这样的说明：
"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
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

《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