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先得“减副”
一个人口不到20万的山城小县，竟有一正十副共十一个县长，还不包括县委书记副书记等县级领导；一个人口不到3万的穷乡，竟有一正六副共七个乡长，也不包括乡党委书记副书记等乡级领导；一个编制不到50人的小单位，竟有一正五副共六个局领导，当然也不包括纪检组长等享受局领导待遇的领导。这些都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颇具“中国特色”的事情。
我们真得无法理解何以设置如此之多的副职，难道是副职越多工作开展的越好吗？然而，现实中副职之间互相扯皮导致工作效率低下且从事一线工作的人手严重不足的例子却屡见不鲜。其实，对于行政工作来说，金字塔的结构才是合理的结构，越处于上面的领导越是少，而需要的是大量普通工作人员组成塔基，因为决策的人并不需要太多，大量的人员是要到一线中干具体事情。如此，才能让工作有效开展，也才能体现行政效率。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所谓的领导是人民公仆是观念已经异化了，异化成真正的享有特权的官僚了。君不见，当官了，地位高了，车来了、福利上去了，手中有权了，请托的人多，工作也不用亲自动手了，真正是一本万利，人人都在这诱人的前景中成为追官的人，谁不盼着多几个副职的位子呢？至于对于更高层的领导来说，多几个副职的位子也是件好事情，多位子便于他们控制下属，层层设人，领导不必躬身于职工和群众当中；多位子可以便于他们平衡关系，你塞一个人，我也塞一个人，皆大欢喜；多位子也有利于某些有心搞腐败的领导批发官帽，坐地收钱。当然，还有重要的一条，因为多设副职的位子因此产生的各种成本形同虚设国家埋单，领导个人并不掏半文钱。
另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我们的政府机构与人员设置的体制出现问题了。本来官员是靠纳税人养活的，纳税人对于官位的设置有最大的发言权，然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根据上级的好恶和所在部门的意见来设置官位的多寡，纳税人的监督与制约权利无从着落，不知从何提起。并且，多设几个副职官位不像银子落入了个人腰包，看来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上级即使违反了规定，上级的上级也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然而，设置过多过滥的副职的位子对于工人、农民，对于每一个纳税人来说，却不是一件幸事。副职的多而滥增加了国家的运行成本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要转嫁到纳税人的头上，加重他们的负担。首先，每多一名副职，相应的工资及其他待遇水涨船高，这些都必将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其次，副职多了并不干具体事情，本应由他们干的具体活就必须找到相应的人来代替，于是编制不断扩充，人员不断增加，机构不断膨胀，纳税人的负担也相应加重；再有，副职的增多，办事效率却更加低下，纳税人花费了更多的成本却购买了更差的政府的公共服务(如治安、环保等等)，而差质量的政府公共服务，纳税人必将采取更多自力救济以求得自身状况的改观，这又是无形中增加纳税人的负担。
党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要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然而，一些地方与部门却不断地扩张政府编制，设置更多的副职官位。在我看来，如何不尽快刹住这股歪风邪气，所谓的“减负”永远只会是一句空话。当然，要“减副”，首先离不开有关部门科学论证、认真考据，但最重要的要让广大人民群众、纳税人参与进来，让他们在这场“减副”运动中真正拥有发言权。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
《“减负”先得“减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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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得无法理解何以设置如此之多的副职，难道是副职越多工作开展的越好吗？然而，现实中副职之间互相扯皮导致工作效率低下且从事一线工作的人手严重不足的例子却屡见不鲜。其实，对于行政工作来说，金字塔的结构才是合理的结构，越处于上面的领导越是少，而需要的是大量普通工作人员组成塔基，因为决策的人并不需要太多，大量的人员是要到一线中干具体事情。如此，才能让工作有效开展，也才能体现行政效率。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所谓的领导是人民公仆是观念已经异化了，异化成真正的享有特权的官僚了。君不见，当官了，地位高了，车来了、福利上去了，手中有权了，请托的人多，工作也不用亲自动手了，真正是一本万利，人人都在这诱人的前景中成为追官的人，谁不盼着多几个副职的位子呢？至于对于更高层的领导来说，多几个副职的位子也是件好事情，多位子便于他们控制下属，层层设人，领导不必躬身于职工和群众当中；多位子可以便于他们平衡关系，你塞一个人，我也塞一个人，皆大欢喜；多位子也有利于某些有心搞腐败的领导批发官帽，坐地收钱。当然，还有重要的一条，因为多设副职的位子因此产生的各种成本形同虚设国家埋单，领导个人并不掏半文钱。
另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我们的政府机构与人员设置的体制出现问题了。本来官员是靠纳税人养活的，纳税人对于官位的设置有最大的发言权，然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根据上级的好恶和所在部门的意见来设置官位的多寡，纳税人的监督与制约权利无从着落，不知从何提起。并且，多设几个副职官位不像银子落入了个人腰包，看来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上级即使违反了规定，上级的上级也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然而，设置过多过滥的副职的位子对于工人、农民，对于每一个纳税人来说，却不是一件幸事。副职的多而滥增加了国家的运行成本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要转嫁到纳税人的头上，加重他们的负担。首先，每多一名副职，相应的工资及其他待遇水涨船高，这些都必将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其次，副职多了并不干具体事情，本应由他们干的具体活就必须找到相应的人来代替，于是编制不断扩充，人员不断增加，机构不断膨胀，纳税人的负担也相应加重；再有，副职的增多，办事效率却更加低下，纳税人花费了更多的成本却购买了更差的政府的公共服务(如治安、环保等等)，而差质量的政府公共服务，纳税人必将采取更多自力救济以求得自身状况的改观，这又是无形中增加纳税人的负担。
党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要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然而，一些地方与部门却不断地扩张政府编制，设置更多的副职官位。在我看来，如何不尽快刹住这股歪风邪气，所谓的“减负”永远只会是一句空话。当然，要“减副”，首先离不开有关部门科学论证、认真考据，但最重要的要让广大人民群众、纳税人参与进来，让他们在这场“减副”运动中真正拥有发言权。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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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先得“减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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