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玩笑的深度及其限度——论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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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面和花朵》（以下简称《花朵》）的问世应该能够被看作是汉语小说写作史上的一个有点特别的事件，同时也可被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有点特别的思想事件，关于这一“有点特别”我们可以用《花朵》的写作者刘震云为全书所作的“题记”来加以说明。刘震云如是题记道：
“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
一位向来严肃的作家却将自己历时六七年之久苦心经营出来的作品称为是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这实在有些令人费解。如果刘震云此处所说的“玩笑”一如我们日常所谓的“玩笑”，那么，他为《花朵》所作的“题记”就意味着：
１．《花朵》只是一个玩笑，而其写作者还不加收检地将它开得过了头。
２．《花朵》只是一个开得过了头的玩笑，读者们无需当真和往心里去。
如果上述推理得以成立，那么刘震云为《花朵》作如此“题记”则可被视作是作家对其已经完成的小说叙事的自行取消，也是对其长达八年的呕心沥血的叙事行为的无情否定。
这无疑是一个揪人心肺的反讽事件。
或许我们应该对隐藏在刘震云为《花朵》作如此“题记”的行为背后的悖违事实有所警觉，当有人说“我所说的话全都是谎言”时，我们很难断定他的话究竟何时何处为真何时何处为假，而当刘震云已经开了八年和将近二百万言的“玩笑”时，其临时所作的“题记”也必然会被置于这一巨大的“玩笑”之中，从而也就可以被更换为：
“我所写的全部都是玩笑。”
但这是说不通的，而这说不通则恰恰是作家有意为之的结果，因为在这说不通的深处埋伏着作家“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良苦用心。逻辑推理上的死结会使得我们动用感情和想象来拆解，这样我们便赢得了阐释的多种可能。
首先，我们可以假定《花朵》的“题记”乃是作家跟读者开的一个玩笑，《花朵》本身则未必就是玩笑，而是自有其深意和真意。
其次，我们可以顺水推舟地认定《花朵》的“题记”是绝对认真的，而在它之前的《花朵》叙事则果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玩笑。
再者，我们还可以揣测作家本人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即作家实际上是在玩笑与认真之间徘徊往返，并在此徘徊往返中有时觉得自己的确是认真的，有时又觉得自己的认真也只能是一种说笑。
最有可能的，则是以上揣测同时成立，于是《花朵》的“题记”便在作家的自相矛盾之中成为一则“愚人节的叙事”，即作家在似非而是又似是而非的模棱两可间永远认真地同自己和读者开着玩笑，1而此一行为之所以能够坦白的原因在于，与全知全能者相比，所有的人都是愚人。
《花朵》之所以会有如此“题记”，其原因在于《花朵》本身就是一则漫长的“愚人节的叙事”，之中隐匿着人们的种种极为深沉的情感以及存在于人们的这些情感深处的种种悖谬。
时空广场
为了摆脱时间的索链进而使人类生命悠游于时间之外，尼采创立了他的“永恒轮回”说，“权力意志”即是促成这一“永恒轮回”说的本体性存在。作为一位试图为人类进行重新命名的哲学家，尼采自然不会将其所谓恒久在场的“权力意志”赋予人类之外的他者，不过，他将之赠给人类的手法却也十分老套，即形而上学地将“权力意志”擅自“人格”化和“神圣”化，由此，生命个体因“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而得以形式上的永生。于是我们看到，“上帝”虽不在了，但人还在，并且是作为永远追求强力的“超人”而得到空前的确立。“永恒轮回”即意味着时间的消解，意味着任何一个具有“权力意志”的人都将与包括已死的和未生的一切人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生命的广场之上。
在刘震云的小说中，要求或追求权力的人亦随处可见，不同的是：在尼采那里，是追求“权力”完成了人，而在刘震云笔下，追求“权力”则成为“人”之未生的一种喻指。2易言之，刘震云笔下几乎没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人，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讲，刘震云小说中的人大多只可算是一“物”。然而，对“物”的呈现恰恰表明了人的不可完成和无从规约。人看上去像一个“黑洞”，一个永远不可能被某种“人格”或“神性”统摄的“物”的“黑洞”，在这个“黑洞”里，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可能发生，而追求权力亦不过是置身于“黑洞”之中的人们的一种现身方式而已。被尼采视作人之生成位格的东西，在刘震云这里变成了人的一个可以被随时置换的面部表情，它非但不能证明人是什么，反而愈加警示着这样一个命题：
& 《（推荐）玩笑的深度及其限度——论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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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面和花朵》（以下简称《花朵》）的问世应该能够被看作是汉语小说写作史上的一个有点特别的事件，同时也可被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有点特别的思想事件，关于这一“有点特别”我们可以用《花朵》的写作者刘震云为全书所作的“题记”来加以说明。刘震云如是题记道：
“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
一位向来严肃的作家却将自己历时六七年之久苦心经营出来的作品称为是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这实在有些令人费解。如果刘震云此处所说的“玩笑”一如我们日常所谓的“玩笑”，那么，他为《花朵》所作的“题记”就意味着：
１．《花朵》只是一个玩笑，而其写作者还不加收检地将它开得过了头。
２．《花朵》只是一个开得过了头的玩笑，读者们无需当真和往心里去。
如果上述推理得以成立，那么刘震云为《花朵》作如此“题记”则可被视作是作家对其已经完成的小说叙事的自行取消，也是对其长达八年的呕心沥血的叙事行为的无情否定。
这无疑是一个揪人心肺的反讽事件。
或许我们应该对隐藏在刘震云为《花朵》作如此“题记”的行为背后的悖违事实有所警觉，当有人说“我所说的话全都是谎言”时，我们很难断定他的话究竟何时何处为真何时何处为假，而当刘震云已经开了八年和将近二百万言的“玩笑”时，其临时所作的“题记”也必然会被置于这一巨大的“玩笑”之中，从而也就可以被更换为：
“我所写的全部都是玩笑。”
但这是说不通的，而这说不通则恰恰是作家有意为之的结果，因为在这说不通的深处埋伏着作家“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良苦用心。逻辑推理上的死结会使得我们动用感情和想象来拆解，这样我们便赢得了阐释的多种可能。
首先，我们可以假定《花朵》的“题记”乃是作家跟读者开的一个玩笑，《花朵》本身则未必就是玩笑，而是自有其深意和真意。
其次，我们可以顺水推舟地认定《花朵》的“题记”是绝对认真的，而在它之前的《花朵》叙事则果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玩笑。
再者，我们还可以揣测作家本人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即作家实际上是在玩笑与认真之间徘徊往返，并在此徘徊往返中有时觉得自己的确是认真的，有时又觉得自己的认真也只能是一种说笑。
最有可能的，则是以上揣测同时成立，于是《花朵》的“题记”便在作家的自相矛盾之中成为一则“愚人节的叙事”，即作家在似非而是又似是而非的模棱两可间永远认真地同自己和读者开着玩笑，1而此一行为之所以能够坦白的原因在于，与全知全能者相比，所有的人都是愚人。
《花朵》之所以会有如此“题记”，其原因在于《花朵》本身就是一则漫长的“愚人节的叙事”，之中隐匿着人们的种种极为深沉的情感以及存在于人们的这些情感深处的种种悖谬。
时空广场
为了摆脱时间的索链进而使人类生命悠游于时间之外，尼采创立了他的“永恒轮回”说，“权力意志”即是促成这一“永恒轮回”说的本体性存在。作为一位试图为人类进行重新命名的哲学家，尼采自然不会将其所谓恒久在场的“权力意志”赋予人类之外的他者，不过，他将之赠给人类的手法却也十分老套，即形而上学地将“权力意志”擅自“人格”化和“神圣”化，由此，生命个体因“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而得以形式上的永生。于是我们看到，“上帝”虽不在了，但人还在，并且是作为永远追求强力的“超人”而得到空前的确立。“永恒轮回”即意味着时间的消解，意味着任何一个具有“权力意志”的人都将与包括已死的和未生的一切人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生命的广场之上。
在刘震云的小说中，要求或追求权力的人亦随处可见，不同的是：在尼采那里，是追求“权力”完成了人，而在刘震云笔下，追求“权力”则成为“人”之未生的一种喻指。2易言之，刘震云笔下几乎没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人，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讲，刘震云小说中的人大多只可算是一“物”。然而，对“物”的呈现恰恰表明了人的不可完成和无从规约。人看上去像一个“黑洞”，一个永远不可能被某种“人格”或“神性”统摄的“物”的“黑洞”，在这个“黑洞”里，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可能发生，而追求权力亦不过是置身于“黑洞”之中的人们的一种现身方式而已。被尼采视作人之生成位格的东西，在刘震云这里变成了人的一个可以被随时置换的面部表情，它非但不能证明人是什么，反而愈加警示着这样一个命题：
& 《（推荐）玩笑的深度及其限度——论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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