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化.人文化.多样化

　
进入21世纪，传媒在中国突然成为焦点：WTO、跨国传媒集团、IT、新媒体、媒介产业化、传媒重组、集团化、媒体资本运作、媒介全球化等等，引起了政治家、商人、学者、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与这样的传媒热相适应，传媒研究也成为显学，各种传媒会议此起彼伏，无数传媒论坛粉墨登场，国内外的传媒论著纷纷被译介到中国，世界各国的传媒学者、专家、高层管理人员也陆续到中国讲演指导，许多著名院校也相继新设新闻与传播学院或建构新闻传播学科。可以肯定，如果说，在21世纪初，传媒业将成为中国的热点领域的话，那么，传媒研究就会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前沿。
当然，正如中国传媒发展还处在一个新旧蜕变的时期一样，中国的传媒研究也还处在一个百废待兴的阶段，甚至可以说还处在一个蹒跚起步的初级阶段。审视目前中国的传媒研究，可以说大多还缺乏对相关可靠数据的获取、鉴别，缺乏对研究方法的选择和验证以及研究模型的合理性、规范性使用，传媒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也大多既缺乏相关的社会科学专业基础也缺乏开阔的人文综合素质，所以，中国的不少传媒学者一方面都是“全天候”学者，从传播文化到传播艺术到传播技术，从传播政治学到传播经济学、从基础理论研究到操作实践研究、从新闻业务到传播理论几乎都可以涉及，同时往往又都是印象化研究，结论和论证都既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根据也缺乏深厚的人文底蕴，多数研究大多还是停留于对已有传媒现象的描述、归纳和总结，即便是所谓前瞻性、战略性、对策性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对资料的整理和感性预测的阶段，因而，这些传媒研究不仅很难为传媒发展提供前瞻性、创造性的思想、观念、方法，而且甚至可能还无法对传媒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困境、困惑、经验、历程提供分析和阐释，远远不能适应媒介发展的要求，目前中国传媒的改革思路的盲目性、传媒理性的贫乏、传媒文化的落后以及传媒管理、生产、市场的无序其实也都与传媒研究本身的混沌和模糊状态有明显的联系。研究没有为传媒实践的推进和发展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和理性选择。例如，在中国，谈好莱坞许多年，但是至今中国的传媒研究都没有能够对好莱坞的发展历史、好莱坞的产业模式、好莱坞的管理经验、好莱坞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战略等进行过细致系统的分析研究，以至于当我们试图进行媒介产业改革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能立即获得好莱坞经验的参照。早在1927年，美国政府就推出过一篇全国的中国电影和电影市场的调查报告，其内容的丰富、工作的细致、研究的深入，中国传媒研究直到现在都没有达到同样的程度。可以说，中国的传媒研究与传媒发展的现实以及这种现实所提出的需要相比还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中国传媒的改革思路和发展进程。

传媒研究的滞后性当然既来自于传媒研究理论资源的狭隘和单调，也来自于传媒研究专业化程度的不够，更来自于整个学术研究的人文氛围的严重弱化。中国的传媒研究是以传统新闻学为基础的，90年代以后，传播学逐渐进入传媒研究领域。但是，传播学从来就不是一门孤立的或者独立的学科，它的理论资源可以说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都息息相关。媒介政治与政治学与媒介发展与社会学、媒介产业与经济学、媒介影响与教育学、媒介责任与伦理学、媒介监督与法学、媒介艺术与美学、媒介接受与心理学、媒介本质与哲学以及媒介技术与声学、光学、电子学、信息学等等各种自然科学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可以说，传媒研究几乎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着内在的学术联系，没有这些相关学科的支撑和支持，传媒研究就不可能真正走向专业化，不可能真正对于传媒发展有一种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应该说，由于中国传媒教育相对封闭，无论是精神分析学说或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或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学说，这些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已经成为常识性知识和方法的成果，在中国的传媒教育、传媒研究中则几乎都很少被吸收或者关注，因而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传媒研究既缺少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也缺乏人文学科的价值论指导，因而一方面研究成果缺乏形而下的科学说明，另一方面也缺乏形而上的理性参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目前传媒界最热门的所谓媒介

《专业化.人文化.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