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传统观念棗医者意也
“若夫医道之为言，实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际，意析毫芒之里，当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数之所在，言不能谕。”
“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
从总体上讲，医家真正大谈 “医者意也”是在宋代之后。试观以下诸例。
《太平圣惠方》序称：
“夫医者意也。疾生于内，药调于外，医明其理，药效如神，触类而生，参详变易，精微之道，用意消停。”
《夷坚乙志》记述北宋张锐以一种药治愈两人全然不同之病，因有人问其故：
“敢问一药而治两疾何也？锐曰：此于经无所载，特以意处之。”
南宋刘开《刘三点脉诀》自序云：
“夫脉者天真要和之气也……大抵持脉之道，非言可传，非图可状，……学者当以意会而精别之。”
南宋崔嘉彦《崔紫虚脉诀秘旨》自序，与上文全同。又《历代名医蒙求》苏霖序（1220） 云：
“昔人序本草，尝有言曰：医者意也。盖谓医为人之司命，必致其意。……况医之道，有神圣工巧之殊；药之性，有君臣佐使之别；人之受病，则寒热燥湿，强弱盛衰，千变万态，不可言。既苟非精其意而通其妙，乌能已人之疾。”
南宋严用和所著《严氏济生续方》自序云：
“医者意也，生意在天地间，一息不可间断，续此方，所以续此生。”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说：
“古人以神圣工巧言医，又曰：医者意也。以其传授虽的，造诣虽深，临机应变，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自非尽君子随时反中之妙，宁无愧于医乎？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刺舟求剑、按图索骥，冀其偶然中，难矣。”
明王文禄《医先》云：
“医者意也，度时致病者意起之，立方医之，若天时圣教不同也。……是以医贵审运气，察人情，及致病之原。”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五云：
“葛可久以气未足，初秋，取桐叶饮之，立下，此以意悟者也；……以命门无脉，而知为鬼，此以博识者也；……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此以理推者也。意难于博，播难于理，医得其意，足称国手矣。”
“夫医者，意也。以医取效，岂必视方哉？然须博通物性，妙解脉理而后以意行之，不则妄而轻试，足以杀人而已。”
《惠民局本草诗签》蒋溥序云：
“故河汾氏之言曰：医者意也，药者瀹也。先得大意，后以药物疏瀹之，此可谓善言医者矣。”
《圣济经》陈兰森序 (1789) 云：
“医者意也，以意体之，方无不当。”
清代龙绘堂所著《蠢子医》原序（1882）云：
“甚矣，医道之难也。医者意也，不可以妄试；不可以轻尝。”
清代臧达德《履霜集》自序（1814）云：
“盖医者意也。借望闻问切四者，以一己之心理而揣度夫病理；援五行生克之标榜，而定其所伤何部。以形式而言，似属谈空，细绎之固有至理在焉。”
清代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三云：
“汉郭玉曰：医之为言意也。唐许允宗曰：医者，意也。思虑精则得之。望闻问切而不能知，或强不知以为知，遂以意为之，鲜有不败事者。东坡云：学书纸费，学医人费。”
十分明显，这些医家强调的“意”，早已不是在针法操作时需要集中的“注意力”；而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即：医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而尤以诊脉、用药为难；治病不可生搬硬套、墨守成规；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方能正确辨识疾病，并找到适合的治疗方法。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医学在外表上虽然总是呈现出一种极强的继承性，令人觉得古今一脉并无多大变化，但实际上今古中医之不同远胜相同。其原因就在于历代医家虽然在口头上总是将诸如今本《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一些古代医学著作奉为圭臬，称为经典，但旧有的名词、概念往往早已被多次赋予新的解释与内涵；同时，这些新旧概念又被无数次地加以重组棗再建体系。这就是传统医学发展的历史、自我改造的历史，或者说是“革命”的历史。如果没有这种自我改造，中国传统医学肯定不会具有今日所见之强大生命力。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想到人类早期各地区、各种文化间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不同；针刺放血、草药治病等医疗技艺与知识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至今也并未彻底消亡，但何以不具与现代医学相并存的力量，即完全不难理解。“医者意也”内涵的改变，自然是上述变化的一种体现；而医家以“意”改造医学的过程，简直可以说就是传统医学发展的过程。从宏观的角度讲，中国传统医学之所以能够从低水平、原始的经验医学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宝库”，正是因为有许多堪称“古代科学家”的人，肯于将其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用在这种曾被贬斥为“君子不齿”的贱业上，才使得医学的知识含量、理论水平得以逐步提升，终在宋代以后成为被儒家认同的学问体系棗“格物穷理之一端”。此外，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思维特征，古代医家以“意”构建自身传统医学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以本民族思维特征与生活经验，构建一种实用技艺与学问体系的过程。因而可以说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性格，乃是由中国人固有之“意”所规定的。
以下我们不妨从微观的角度，认真分析一下那些“善于用意”的医家，是如何将“意”不断注入医学这个学问体系的。
三、药物与“意”
儿时随父在郊外玩时，常要教我认药、采药，并讲故事。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是：一日，某师对其弟子言：“去采一种不是药的草回来，即可毕业。”弟子领命而去，以为不难。谁知
数日后却空手而归，泣对师言：“看来弟子是不能毕业了。”师曰：“何也？”答曰：“遍观草木，虽有不识，但无一非药。故难复师命。”师笑曰：“汝业已成，可去。”
听讲者自然要问：“既有不识，焉知为药？”其实这正是故事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即：自然万物的药用功效，可由一些基本的抽象原理而获知。例如“诸花皆升，诸子皆降”；以及见于今本《黄帝内经》的“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色赤如心”，“味咸入肾”等等，皆可作为分析药物功效的原则棗演绎原理，即可获得具体知识。然而有关人类何以会对自然界的“药物”有所认识的问题，“医学史” 却另有解释。
中国自古就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以识药物的传说。现代医史著作在解释药物知识的形成途径时，基本上也都是沿袭这一模式。即“氏族成员由长时期采集逐渐转化为种植的过程中，对植物的咀咽尝试已多，积累了一些用植物治病的经验”；“在此过程中，他们曾发生过不少的中毒遭遇，但从中也积累了不少药物知识”；“由于饥不择食，人们经常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因而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情况。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人们逐渐认识某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某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植物可以治病。这样便初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尽管这种改造“神农尝百草”而成的“中毒识药说”自身存在着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中毒，往往只会给人留下“此物不可食”的经验），但因其立足点是“知识来源于经验
《关于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传统观念棗医者意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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