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考察
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资本主义的主要之弊在自由放任，那么，自由放任的问题究竟在何处？中国的
社会民主主义对此的质疑，主要在二个层面，其一是生产层面的非理性化，导致生
产过剩危机；其二是分配层面的缺乏公道，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后一个层面涉及到
社会公道问题，我们将在第四节中讨论。这里主要研究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在一、二0年代对自由放任制度的质疑基本是伦理性的，
1929年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使他们意识到自由放任不仅在分配领域，而
且在生产领域也存在着严重缺陷。自律性的市场制度虽然承诺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
竞争秩序，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理想类型，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中，完全竞争从
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资本的自身逻辑总是趋向于集中和垄断，以致于竞争总是不
完全的。完全竞争是自发秩序中市场价格合理调节生产和分配资源的关键，这一环
节出了问题，整个自律性市场就失去了合理性的基础。张君劢在三十年代已经注意
到由于资本的垄断而造成的竞争失灵问题，他例举了摩根公司操纵美国金融、铁路
和公用事业等垄断资本的事实，质疑亚当.斯密以来古典自由主义的放任学说：[注
10]
依彼辈之意，供求相应之原则，畅行无阻，则物价自平。然就各人平日所见，
各国资本家关于所经营者皆已放弃竞争而走上垄断之途径。所谓自由竞争何在？所
谓不垄断又何在？
他认为，之所以垄断资本之所以出现，其源流乃是放任政策之结果。因此，他
得出结论，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的学说，已经为时代所证明不正确。[注11]那么，
如何解决呢？中国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都将希望寄托在国家的干预上，并且相信这
是20世纪世界的新潮流。胡适早在1914年，还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注意到这一点，
他在日记中写到：[注12]
今日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向，乃由放任主义而干涉主义，由个人主义趋社会主义。 中国自由主义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远离古典的放任主义，而亲近干涉主义，与他
们受到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影响很有关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中国成为
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最高价值和信念。正是在这一信念指引下，
使他们坚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秩序无法实现这一功利主义的原则，只有通过国家的立
法、福利政策等干预，才能最终实现。也正是同样的信念驱使，使他们一步步走向
苏俄的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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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末的全球资本主义大危机席卷整个欧美，唯独苏俄幸免。不仅如此，
同一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俄经济高速发展，完全消灭了失业问题。这一
起引起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强烈兴趣。张君劢、张东荪兴奋地说：[注13]
我们正在苦闷之中，而俄国的由计划的经济颇给予以刺激。----这个有计划的
经济之实施在经济上与方法上是人类最宝贵的一件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的好感和狂热，总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
十月革命以后，是对苏俄革命的民粹主义式向往，那一次是政治上的狂热。第二次
是30年代，是对苏俄计划经济强烈的兴趣，这一次是经济上的狂热。
苏俄的计划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建立，与极权主义政治和国家所有制有着密切的
关系。然而，在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看来，计划经济却是人类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
贡献，它完全是中性的。张东荪再三说明："计划经济是一个中性的名词"，社会主
义、资本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都可以加以利用。但在他看来，只有以社会主义为
原则的计划才是进步的计划经济。因为计划可以使生产得以提高，符合大多数人的
最大幸福。[注14]他甚至认为，自由与民主都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要使它们得以
实现，必须依靠制度的媒介。在西方这样的媒介是个人主义的资本制度和民族一体
的国族主义。但它们都发生了一些问题。现在苏俄贡献了第三个实现自由与民主的
媒介：计划经济。他热烈地称颂苏俄"居然为人类创下了一个暗中摸索，多方迂回
而得的光明途径。"[注15]
在中国自由主义之中，张东荪是比较左翼的，这位未曾到过苏俄的哲学家对苏
俄式社会主义特别是其计划经济、经济民主，有许多美好的想象或想象性的理解。
但即使是其他自由主义者，在三、四0年代对计划经济也同样具有热烈的兴趣，他
们与张东荪一样，将之看作是中性的、技术性的。不仅可以适应于苏俄的社会主义
国家所有制，也可以应用于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混合经济。既然自由放任失
败了，那么计划经济作为人类理性的一个新贡献，不仅可以代替或配合市场合理地
分配资源，而且社会公道也要通过国家的计划得以实现。罗斯福的新政和战后英国
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都被认为是成功地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萧乾1948年为《大
公报》写的社评中，将"合理的统制"(国家计划)与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注16]
自由主义与英国自由党的主张距离很远很远。自由主义者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
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在文化上
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
悬殊的必然恶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
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异口同声称赞计划经济，这与五四以来中
国知识界所弥漫的建构理性主义知识论有关。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高扬，使得中国知
识分子普遍地相信人的理性的全知全能，不仅能够认识客观世界的"实在"，而且还
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实在"世界。以研究认识论著称的张东荪
就相信"所有的思想在
其本质上总是"建立的"，理论的概?quot;使人人心目中都熟习了以后，社会的组织便
可依照着而另成一种制度。"[注17]以这样的理性主义立场出发，他们对计划经济
产生美丽的幻想就是很自然的。
不过，作为自由主义者，他们对苏俄式的那种与国家所有制与极权政治位基础
的计划经济不是没有警惕，张君劢在《立国之道》中，继分析了自由放任经济的问
题之后，也指出了苏俄式计划经济的短处：一方面，"国家自从事于经济事业，须
多设官吏"，而"官吏不长于经营工商"。另一方面，"国家权力过大，足以妨害人们
自由"。[注18]如何在自由与计划之间保存平衡，既有市场经济下个体选择和个人
自由的活力，同时国家又在整体发展上安排理性的计划，这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
所欲解决的。在他们看来，罗斯福的新政和战后英国工党的执政政策比较符合他们
的理想。20世纪资本主义的实践表明，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不仅只有19世纪的自由
放任模式，还可以有其他模式，比如西欧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东亚的国家主导型
市场经济模式等。计划经济作为自由放任经济的整体替代模式，到80年代末已经宣
告失败。但作为自由放任的改良模式，计划经济的部分内涵却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
体系中广泛地得到应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无法找到一个类似19世纪?quot;纯粹
市场经济"，也不再存在一个苏俄式的"纯粹计划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
上半叶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所追求的，虽然枝节上问题多多，但总的方向并未大错。
三、对自由的新的理解
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倾向社会主义，与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有密切的关系。
毫无疑问，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个人的自由具有最重要的位置，是众价值中最优
先的价值。假如没有这一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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