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导净土思想特点与称名念佛法门的流行

弥陀经》十万至三十万遍者，念阿弥陀佛日得一万五千至十万遍者，及得念佛三昧往生净土者，不可知数。”（注：《大正藏》83卷，第158页。）足见当时长安信奉弥陀净土的盛况。从有关资料看，昙鸾、道绰时尚没有舍命往生的先例，到了善导时有了自杀舍命往生的事发生，说明一些净土信众把善导念佛法门推向了极端，这也足见信仰之深，足见善导净土思想影响之大。

2.善导净土思想在社会上引起了各阶层的普遍信仰。有关社会各阶层的念佛情况，在各类净土往生传记中记载甚详。如唐代道诜的《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宋代戒珠的《净土往生传》、明代祩宏的《往生集》、清代彭际清的《净土圣贤录》、近代杨慧镜的《近代往生传》等，均有专门的记载。在明代祩宏的《往生集》中，除有“沙门往生类”、“尼僧往生类”，专讲和尚、尼姑的往生情况以外，还设有“王臣往生传”，记述从晋代至明代的上层社会修净土法门往生的事例。例如，在宋代，丞相张商英在夫人向氏的激发下，皈信了净土，专念阿弥陀佛。（注：《往生集》，《大正藏》51卷，第141页上。）朝廷官员杨杰也崇信净土。如《往生集》之《杨无为提刑》篇载：“宋杨杰，无为州人，号无为子。少年登科，官尚书主客郎，提点两浙刑狱。尊崇佛法，明悟禅宗。谓众生根有利钝，易知易行惟西方净土。”（注：《往生集》，《大正藏》51卷，第139页。）大夫葛繁也是少年登科，“官至朝散，凡公署私居，必营净室，设佛像。”（注：《往生集》，《大正藏》51卷，第139页。）江公望“官谏议，蔬食清修，述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劝道俗。”（注：《往生集》，《大正藏》51卷，第139页。）王敏仲，官至礼部侍郎，著有《直指净土决疑集》三卷，平生精勤念佛，数珠不曾离手。（注：《往生集》，《大正藏》51卷，第140页。）由上可见，在宋代，上层社会的念佛成了比较普遍的现象。而上层社会的念佛活动又必然带动民间净土信仰的广泛流行。

“居士往生传”、“妇女往生传”、“恶人往生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净土信仰在民间的流传情况。如《往生集》之“居士往生传”载，在唐代，汾阳县一位老翁，在善导念佛思想影响下，专门在法忍山上借了一间空房，昼夜念佛。郑牧卿全家人也在善导念佛思想的鼓动下，皈信了念佛法门，足见唐代的念佛已颇具影响力。宋代有位计公，是铁工出身，两目失明，后念佛十分勤苦。宋代徐六公，嘉兴人，务农为业，夫妇吃素，不杀生，勤于念佛。这说明从铁工到农夫都有信仰净土的，至于妇女信仰净土、吃斋念佛就更普遍了。总之，善导净土思想从寺庙走向社会，进入平常百姓家，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信奉。

（二）净土集会结社风气，是善导净土思想广泛流传的一大表现。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出现聚众念佛的现象，史载：“昙鸾晚复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时往介山之阴，聚徒蒸业，今号鸾公岩是也。”（注：《续高僧传》卷六《义解篇》，《大正藏》50卷，第470页下。）意为昙鸾移住汾州北山石壁山的玄中寺，经常去介山北麓聚集徒众念佛，聚会地点后人称为“鸾公岩”。这是一种较早的集会念佛的方式。又据史载，昙鸾临终，遣人遍告诸弟子，约有三百余人，去集而至，齐声唱念阿弥陀佛，旋即寿终（注：见《净土论》，《大正藏》47卷，第97页下。）这是善导强调的所谓“临终助念”。这种临终助念的推行，直接促进了集会念佛的展开。

唐代以来，聚会念佛的规模日益扩大。据载，唐代道绰讲经散席时，“人各捏珠，口同佛号”，其声“响弥林谷”。（注：《续高僧传》卷二十《习禅篇》，《大正藏》50卷，第593页下。）这表明聚会念佛的信徒已相当可观。又如唐代净土宗五祖少康“于乌龙山建净土道场，筑坛三级，聚人午夜行道唱赞。……每遇斋日，云集所化三千许人，登座令男女弟子望康面门，即高声唱阿弥陀佛，佛从口出，连诵十声，十佛若连珠状。”（注：《续高僧传》卷二十五《习禅篇》，《大正藏》50卷，第867页下。）少康的净土道场，云集三千多人，应当说是规模很大的念佛聚会。

到了宋代，净业社团竞相建立，蔚然成风，尤以江浙地区更为兴盛。宋初淳化年间，净土宗七祖省常在杭州建净行社。据《佛祖统纪》卷二十六载：“法师省常，字造微，姓颜氏，钱塘人。……宋淳化中住南昭庆，慕庐山之风，谋结莲社。……士夫予会者皆称净行社弟子，而王文正公且为之社首。一时公卿伯牧三十余，年予此社者至一百二十三人。”（注：《大正藏》49卷，第265页上。）凡入会社的人都称净行社弟子，且设有社首。社中有很多达官贵戚，如社首王文正公即是曾任宰相的王曾，可见宋代初期，上层社会结社念佛也是一种习尚。上层人士入社念佛，无疑会对念佛结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代结社念佛受到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如神照本如的念佛，就得到宋仁宗的赏识，宋仁宗钦其道，赐名白莲寺。在王朝的支持下，到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浙江兰溪僧灵照住持华亭超果寺，“每岁开净土会七日，道俗常二万人。”（注：《佛祖统纪》卷二十七，《大正藏》49卷，第278页中。）每年开七天净土

会，参加的达二万人，足见规模之大。

在净土宗人结社念佛的影响下，宋代天台宗知礼及其弟子也结社念佛。《佛祖统纪》卷二十七载，知礼“居南湖，述《妙宗钞》，释天台《观经疏》，大彰观心观佛之旨。曾于每岁二月望日，建念佛施戒会，动逾万人。”（注：《大正藏》49卷，第277页上。）在此，知礼的观心观佛与善导的称名念佛不同。但在建念佛施戒会，聚集大量信徒念佛方面是有共同之处的。

（三）佛教其他宗派普遍兼修净土是净土法门流传的一个重要方面

佛教典籍，诸如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世亲的《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以及《大乘起信论》等，无不宣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鉴于此，有人认为净土法门就象戒律一样应为各宗人所共同尊奉。佛教各宗与净土修持相融合，不是偶然的。而善导净土思想的流传，无疑也推进了这种融合的过程。

就禅宗与净土宗的关系来看，在唐代，净土宗与禅宗一度出现了对峙的局面。禅宗人常说：“念佛一声，漱口三日”，反对净土宗的念佛往生说。善道、道镜共集的《念佛镜》一书则反驳禅宗说：“看心功德少于念佛功德百千万倍。”又说：“坐禅不是末法时。”（注：《大正藏》47卷，第128页中、下。）这种禅净对立的局面到了宋代就改变了，禅门法眼宗永明延寿禅师提倡参禅者兼修净土，从此禅净双修成为尔后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轨迹。延寿禅师撰《神栖安养赋》等弘扬净土法门，提倡日诵佛号十万声。他的《禅净四料简》（注：《续藏经》2编14套3册，第271页，或《大正藏》47卷，第292页上、中。）在佛教界影响深远。曹洞宗人潜修净土者也很多。临济宗宗匠死心悟新禅师，云门宗巨擘契嵩、义怀、宗本等，也都兼修净土念佛。再如元代著名禅师万松行秀、中峰明本、天如惟则，也都兼修净土。明代初期著名禅师楚石楚琦作有《西斋净土诗》，提倡念佛。明末四大高僧莲池、憨山、紫柏、蕅益既热心参禅，又弘扬净土念佛之说。其中莲池、蕅益更是注重弘扬净土，分别被尊为净土宗的第八祖、第九祖。清代彻悟禅师参禅开悟后，住在京西红螺山资福寺专弘净土，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二祖。总之，正如惟则在《净土或问》书中所说：“合五家之宗派，尽天下之禅僧，悟与未悟，无有一人不归净土者。”（注：《大正藏》47卷，第293页下。）禅净合流成为中国后期佛教的基本走向。

不但禅宗逐渐与净土宗合流，天台宗人也历来重视净土信仰。早在隋代，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就作有《净土十疑论》、《五方便念佛门》、《阿弥陀经义记》，称颂西方净土。宋代天台宗的主要代表人物，几乎都是净土信仰的提倡者。如知礼曾云集道俗近千人，勤劝念佛，发誓往生。后来本如还组织白莲社，专修净业。天台宗人遵式则撰有《晨朝十念法》，制定了晨朝念佛的仪式仪规，并劝导众生念佛要坚持不懈，“尽此一生，不得一日暂废。”（注：《大正藏》47卷，第210页中。）四明沙门宗晓编纂净土宗的重要文集《乐邦文类》、《乐邦遗稿》，收入了延寿、遵式、元照、宗赜等人的大量净土论文，广布流传。天台宗人志磐著《佛祖统纪》，该书卷二十七将宋代僧侣七十五人列入《往生高僧传》，几乎囊括了当时各宗所有的代表人物，反映了当时各宗普遍归心净土的历史情况。

此外，如唐代唯识宗的窥基写有《阿弥陀经通赞疏序》、《阿弥陀经疏》、《西方要诀释通规》，

《善导净土思想特点与称名念佛法门的流行(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