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简·爱》叙述的反叛与平衡

。”（86）尽管她对事物的理解未必正确，但她为自己的道德观念做主。主人公与叙述者之间的价值观念无甚差别，叙述者并不指责人物的行为，叙述者的价值观念与人物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如在第12章有关女性需要自由的论述中，过去时和现在时混杂，难以区分哪些是她过去的观念哪些是她当时的价值观。“女人一般被认为是极其安静的，可是女人也和男人有一样的感觉……那也未免太轻率了。”（86）28根据上下文来看，这段叙述应该是主人公的看法，而主人公在当时的所思所想由叙述者来阐述应该用过去时，而这里却用了现在时，就与叙述者的评论界限模糊，二者没有明显的界限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这位成年叙述者并没有像传统的女家庭教师小说那样进行循循善诱地劝告“对人要宽容，说话要有分寸”，“言辞要平和”等等。
     而且，这位失去父母的灰姑娘式主人公拒绝扮演那种默默不语的从属角色，这也是家庭女教师的既定的特点。如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e）的小说《埃格尼丝·格蕾》（Agnes Grey）的女主人公说：“我的本分只是洗耳恭听，无需动口”，“每当内心十分痛苦的时候，脸上总是保持着平静欢快的神色”，“我觉得还是小心一些，少说为佳”29。她这样做是非常复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饥饿的四十年代”（Hungry 1840S），农业萧条，中产阶级破产，……由于更多未婚的中产阶级妇女积极争取合适的家庭教师的职位，教书更辛苦了，激烈的竞争使薪水降低，刺激雇主对寻求这项工作的妇女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例如，1851年的统计数字列出了25000名家庭教师，但同时有75000名家仆，他们的工作条件和薪水更糟糕。30获得一分工作很不容易，激烈的竞争又使雇主对家庭教师横加指责，动辄得咎，这些也都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得很充分。为了工作为了生存，家庭教师们在遭到含沙射影的斥责或者当面指责的时候多数只好保持沉默。埃格尼斯也只能在“得咎”的时候沉默，因为“她（雇主）把想说的全说了，但不想听听我的回答。”（153）
     而简·爱这个孩子懂得说话的重要性（Speak I Must），拒绝沉默就是拒绝死亡，她说，“我可不是海伦彭斯”。她明确拒绝了以上帝的名义说话的圣约翰，他代表的是基督教权威对社会规范的约定，告诉他要她爱他“这绝对做不到”。圣约翰曾批评她，“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这些话狂暴，不像女人说的，说的也不是事实。这泄漏出不幸的心理状态；这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这会显得不可饶恕。”（339）但简·爱就是遵从自己的原则，从而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一、“我必须说话”——对家庭女教师角色的反叛

     有学者指出，“作为女主角，简·爱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摒弃维多利亚时代的真理，即儿童尤其是女孩，都天生的天真无邪，而天真就是美德，好处就是坚忍的谦卑。”31但这种说法不见得准确。毫无疑问，童年时代的简·爱在某些情况下是暴力的毫不驯服的，但从孩童时代起，她就积极地寻求被人承认和与人交流的机会，她的言辞也逐渐由愤怒转为平静，逐渐地被认可。对于她来说，学会与人进行富有成效的交流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盖茨海德阶段的情绪化的发泄，到劳渥德阶段独白性的自我分析，再到桑菲尔德之后的进行式的对话状态，简·爱的心声恰好戏剧性地与小说的叙述进程一致。简·爱的话语从小说伊始的带有叛逆性的，反抗性的话语逐渐转向平静的坦白的方式，这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一开始的过于情绪化的叙述大部分是无效的，她也体会到了应该把感情收敛一些，叙述才能被承认。她渐渐地学会了交流，交流中她得以确立自我的身份，同时也享受到交流带来的乐趣。而在交流中，她又常常是倾听的一方，保持沉默，这也符合传统的基督教思想，与维多利亚时期的思想体系保持一致。 “上帝通常只对男人说话，”32这样女人只有沉默，她也没有更多的冒犯时代的权威和通行的社会话语权力，她的作品可以很好地流传。
     有学者指出，“小说中勃朗特对叙述话语的改编来说，孩童经验与成人叙述之间的沟壑是关键。回顾往事时，红屋子镜中的“视觉空洞”（visionary hollow）的象征意义，由栗树暗示的关键进展未透露的可能性，被困灵魂沮丧的过激的感情，都表示了劳治（Lodge）所说的“个人意识的自由发展”，小说中它与宗教视点结合起来。”33也就是说人物话语成熟的过程也是人物的成长过程。
     在盖茨海德， 里德一家对她的“权威”界定是“疯猫”，“耗子”等等。随着简·爱说出童年时代的宣言“我必须说话（Speak I Must）”，她决心自己讲述她的故事，为她的言行辩护。她的强烈的希望被承认被重视的欲望支持着她为公平而战。所谓对与错的对立，与其说是真理与谬误之争，不如说是权力和反抗之争。她说的千真万确，但她是“邪恶的”，因此甚至是凭直觉她也知道在某些场合只能抑制个人想要表达的意愿。在盖茨海德的社会体系中，主人公肯定自己行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里展示的自我个性的两个极端，既使女人曾无节制地发泄个人情感，然而女人（女孩、妻子、母亲）意识都会最终使她顺从。女性的主体就是这样分裂。当然这种沉默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是面对权威的里德一家的界定而不得不做出的姿态。在红屋子里，她从镜子里看到一个近似“女妖”的形象，那么此时她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里德一家的权威的评判就相当于这面镜子，从中看到的只能是一个“古怪小家伙”和“一个真正的幽灵”。
     在她学会进行能被人信任的叙述之前，她的叙述都是无效的。她从“红屋子事件”中醒来时，“觉察到有人在摆弄我，把我扶起来，搂着我，让我坐着，从前从来没有人这样爱护地抱过我或者扶过我，我把头靠在枕头上，或者是靠在谁的胳膊上，觉得很舒服。”（11）这样一位“陌生人”使“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宽慰和一种令人安心的信念，深信自己得到了保护，安全了。”（11）在得到温暖庇护时，她也希望为自己正名。尽管简·爱被剥夺了合法的叙述的地位，——“所有的人都说我邪恶；”“我不说话，里德夫人替我回答”——可能导致她不信任对话，但仍然充满希望。
     简·爱抓住机会告诉药剂师劳埃德先生她被扔进红房子和生病的遭遇，“这是我把自己的悲痛一吐为快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机会，”（16）她希望这位非桑菲尔德的贵人能安慰她以减轻她的痛苦。而劳埃德先生认为她有“一位仁慈的舅妈，还有表兄表姐”。（16）白茜也坚持与里德一家一致的“官方意见”，即简·爱是“摔倒了”。简·爱顽强地坚守自己的阵地：“可是约翰里德把我打到，我舅妈把我关在红屋子里，”而她的盟友只说“你不觉得盖茨海德府是一所非常美丽的房子吗？”“你有这么好的房子住，还不很高兴吗？”而且劳埃德认为“这孩子该换换环境，换换空气，”进学校的原因是“神经不很好。”（16）然而简·爱的决心反抗以保护自己的神经是最健康不过的神经。简·爱所说的千真万确，然而她是“邪恶的”，因为权威的里德夫人这样界定她的品质。
     红屋子事件使她加深了对自己处境的认识：没有人承认她的话语，她虽然住在豪宅里，精神上却无家可归。所以当她再次拿起“津津有味地看过一遍又一遍的《格列佛游记》的时候，”却觉得一切“显得怪诞而乏味了，”属于儿童读物的《格列佛游记》却让她感到“格列佛是最可怕、最危险的地方一个最孤独的流浪者。”（13）而之前《英国禽鸟史》都能使她沉浸其中。在里德一家可以痛痛快快地欢度圣诞节和新年的时候，“我总是抱着娃娃上床，人总得爱样什么，既然没有更值得爱的东西，我只好设法疼爱一个小叫化子似的褪色木偶……当初我是怀着多么可笑的真情来溺爱这个小玩意儿，甚至还有点儿相信它有生命、有知觉。”（20）美国著名人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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