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简·爱》叙述的反叛与平衡
心理学家A.H.马斯洛早在50年代指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要，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之外，人还有归属和爱的需要（社会交往需要），这一层次的需要虽不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倒是更贴近人的需要，作为社会性的动物没有交往没有社会性何谈人呢？满足不了这一层次的需要，她只能是一只“疯猫”。
简·爱在盖茨海德部分的话语都是情绪化的，被关进红屋子的叙述是不成熟的和无效的，因为她的声音完全被愤怒的激情所控制，她此时专注于发泄情绪而不是交流。简·爱经常把夸张等修辞性因素融入到叙述中去，好像所有的叙述都是用来发泄情绪的。当简·爱对里德夫人宣布她将向任何人揭发她的真面目时，她的言辞完全被愤怒所控制：“你以为我没有感情，所以我没有一点爱、没有一点仁慈也行；可是我不能这样过日子；你没有一点怜悯心；我到死也不会忘记你怎么推我——粗暴地推我——把我推进红屋子，把我锁在里边，虽然我当时那么痛苦，虽然我难过得要死，大声叫喊，‘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我，里德舅妈！’你要我受这个惩罚，只不过因为你的坏儿子无缘无故地打了我，把我打倒。不管谁问我，我都要把这个千真万确的故事告诉她。别人以为你是个好女人，可是你坏，你狠心。你才会骗人呢！”（26）这里她都是用经验自我的眼光在叙述。但叙述自我在用回顾性视角审视往事时，显得更理智，“我知道该原谅你，因为你并不知道你做了些什么”（12）。两厢对比，情绪截然不同，显然后者更理智更容易赢得同盟。
在劳渥德，她首先注意到了海伦·彭斯，“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居然敢这样和陌生人攀谈”，（36）其实是书把她拉到了海伦·彭斯的身边。简·爱告诉海伦·彭斯她的故事的时候显得“激动”、“尖刻毒辣”，她滔滔不绝的叙述并没有得到她所期望的亲密的信任关系。海伦对简·爱仇视里德一家表现出“不想再跟我多谈，而情愿和自己的思想交谈
布洛克尔赫斯特作为高高在上的施与者，自以为拥有绝对的权威，可以向她的同学宣布“避免和她在一起，不许她参加你们的游戏，不许她和你们说话。” （50）而海伦·彭斯却可以安慰简·爱“布洛克尔赫斯特又不是上帝；他甚至不是一个受尊敬的大人物；这儿的人不喜欢他……”。她在盖茨海德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似乎有望被颠覆。谭波尔小姐以友善的家长式的态度鼓励她：“犯人受到了控告，他总是允许为自己辩护的。人家责备你撒谎；在我面前，尽量为自己辩护吧。”（54）简·爱再次得到了自我辩护的机会，并在“心底里决定，一定要说得非常有分寸，”“加入的怨恨和苦恼要比平时少得多，”(54)这样的叙述颇有效，而且似乎胜利了。她得以与谭波尔小姐和海伦共处一室还有美味的食品作为奖赏。然而事请并非如此简单。谭波尔小姐在彻底为简·爱正名之前，她需要劳埃德先生的证实，而且，接下来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主要存在于谭波尔与海伦之间，而不是她与谭波尔之间。尽管她得到了期待的公平和自己的清白，但是简·爱的整个晚上都用来观察“她（谭波尔）和海伦之间的交谈。” 与小说中盖茨海德部分的激情叙述相比，在劳渥德和早期桑菲尔德部分的叙述则强调的是对那种激情的抑制。她生活在谭波尔和海伦·彭斯的影子里，少了盖茨海德阶段的愤怒和激动，显得更平静。
在谭波尔小姐和海伦·彭斯的引导下，简·爱自己也意识到“抑制和简化了一下的”话“听起来更真实可靠。”（54）这也是简·爱性格发展的过程，她的言谈的成熟也是她个人的成长过程。施洛米斯·里蒙－凯南曾说过，“叙述者含蓄的叙述比公开外露的叙述更让人信赖，因为后者很容易激起读者的不同看法。”34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勃朗特很可能让她的叙述者减少公开演说，以此来使叙述者更可信，从而树立叙述者的权威。波恩海莫认为这“标志着简·爱的叙述风格社会化了；她意识到对条理，措辞和语调要进行有意识的控制的力量。”35在
谭波尔身上,简·爱找到了有人关心有人爱的“家”的感觉。谭波尔小姐是简·爱的保护神,是公正和仁爱的化身。在她的引导下,简·爱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完善了自身的道德情操,并在谭波尔身上同时感受到了母爱和友情。
我们如果把人生过程中一些意义和作用作为一个价值系统,那么我们看到,简·爱在劳渥德的价值主要在奠基了构架追求和知识广博、思想之深刻、心灵之自由的理想阶梯,并纳入了她在盖茨海德的童年情结,一起步入未来。但也不能否认,在劳渥德后来的日子里,简·爱虽然为稳定系统中的一分子,却同时失去了自我个性。作者对于简·爱后来八年生活的叙述的省略,充分表现出了简·爱的某种“非存在”性质。她似乎只是在谭波尔小姐的影子里生活。这种情况一直到谭波尔小姐的离去才告结束:“我的心已经把它从谭波尔小姐那儿借来的东西抛开,或者不如说,她已经把我在她身边所感受到的气氛带走了———如今,我又恢复了我的本性,开始感到从前的情绪又在活跃起来。”（65） 她的自我意识开始复苏，她需要行动。
从盖茨海德到离开劳渥德阶段，简·爱的过于情绪化的感觉变得逐渐清晰。过分激动的叙述无法被认可，渐渐地，她学会了交流。在劳渥德结尾的阶段，简·爱作为成人，感到应该采取行动，她就听任一个外界声音的指导。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在谭波尔小姐出嫁后，简·爱决定必须离开劳渥德，她“把窗子打开，朝外面眺望”（65），向外面的世界征求意见和灵感，学会与他人进行交流。
简·爱的内心想法得到了外面的世界的声音的鼓舞，她寻求一次新的解放，她希望“至少赐给我新的工作吧！”（67）一个声音告诉她“你得把广告和广告费放在信封里，信封上写明《先驱报》编辑部收；你得一有机会就把信送到洛顿邮局去。回信要写给洛顿邮局J.E。信发出去以后的一个星期左右，你可以去问问是否有回信来，然后再看情况办事。”（67）简·爱可能是从谭波尔小姐那里学会了这种新的交流式的话语。这次交流表明她也懂得不仅要相信自我辩白的力量，也要征求他人的意见。
她用上述的方式如愿以偿地成为了桑菲尔德府的家庭教师。在桑菲尔德，愉快的交流是她评价朋友的标准。她想知道罗切斯特先生的“性格怎么样”，然而菲而费克斯太太“似乎完全不会概括人的性格，也不会观察或描述人或事物的特点。”（82）这使她大部分时间只能自己在城堡内徘徊。而白茜会讲故事，会说话，可以与她进行愉快的谈话，无疑是成为她可信任的人的重要原因。
简·爱与罗切斯特最初的关系就是从愉快的交流开始的。二人的邂逅非常有意味。罗切斯特的马摔伤了，他也受了伤，简·爱非常想帮他的忙，当时二人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可是罗切斯特拒绝简·爱的好意，而且看都不看她一眼，而简·爱的执着、热心不免让他心动：“天这么晚了，先生，不看到你能够骑上马，我是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荒凉的小路上的。”（90）这句话触动了罗切斯特，这才引起他对简·爱的注意，也有了谈话的兴趣。
罗切斯特回到桑菲尔德后的第一天，她在“孤独”和“不受欢迎的忧思”中度过。而二人的谈话则改变了这一点。二人首次正式见面的谈话相当愉快，对话也只有他们二人才懂，外人难以体察到他们的精彩，管家太太“似乎在纳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谈话。”（97） 对于罗切斯特来说，此时的简·爱是一个智力相当的谈话对手，这在他以前的生活中是缺乏的。而精神上的对话则需要进一步了解，这一点也相当难求。
罗切斯特问简·爱，“你认为我漂亮吗？”简·爱脱口而出，“不，先生”，这句话对罗切斯特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你这个人有点特别”是他的第一反应。简·爱也意识到自己有点不礼貌，立刻向罗切斯 《（推荐）《简·爱》叙述的反叛与平衡(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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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爱在盖茨海德部分的话语都是情绪化的，被关进红屋子的叙述是不成熟的和无效的，因为她的声音完全被愤怒的激情所控制，她此时专注于发泄情绪而不是交流。简·爱经常把夸张等修辞性因素融入到叙述中去，好像所有的叙述都是用来发泄情绪的。当简·爱对里德夫人宣布她将向任何人揭发她的真面目时，她的言辞完全被愤怒所控制：“你以为我没有感情，所以我没有一点爱、没有一点仁慈也行；可是我不能这样过日子；你没有一点怜悯心；我到死也不会忘记你怎么推我——粗暴地推我——把我推进红屋子，把我锁在里边，虽然我当时那么痛苦，虽然我难过得要死，大声叫喊，‘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我，里德舅妈！’你要我受这个惩罚，只不过因为你的坏儿子无缘无故地打了我，把我打倒。不管谁问我，我都要把这个千真万确的故事告诉她。别人以为你是个好女人，可是你坏，你狠心。你才会骗人呢！”（26）这里她都是用经验自我的眼光在叙述。但叙述自我在用回顾性视角审视往事时，显得更理智，“我知道该原谅你，因为你并不知道你做了些什么”（12）。两厢对比，情绪截然不同，显然后者更理智更容易赢得同盟。
在劳渥德，她首先注意到了海伦·彭斯，“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居然敢这样和陌生人攀谈”，（36）其实是书把她拉到了海伦·彭斯的身边。简·爱告诉海伦·彭斯她的故事的时候显得“激动”、“尖刻毒辣”，她滔滔不绝的叙述并没有得到她所期望的亲密的信任关系。海伦对简·爱仇视里德一家表现出“不想再跟我多谈，而情愿和自己的思想交谈
。”简·爱在同学中的自我地位还是没有确立起来。简·爱曾一度贬低海伦·彭斯的坚忍的信条，她要用自己所谓的公平原则来进行评价：“别人对你好，你也对别人好。” （43） 而海伦却可以“原谅犯罪者。”（44）
布洛克尔赫斯特作为高高在上的施与者，自以为拥有绝对的权威，可以向她的同学宣布“避免和她在一起，不许她参加你们的游戏，不许她和你们说话。” （50）而海伦·彭斯却可以安慰简·爱“布洛克尔赫斯特又不是上帝；他甚至不是一个受尊敬的大人物；这儿的人不喜欢他……”。她在盖茨海德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似乎有望被颠覆。谭波尔小姐以友善的家长式的态度鼓励她：“犯人受到了控告，他总是允许为自己辩护的。人家责备你撒谎；在我面前，尽量为自己辩护吧。”（54）简·爱再次得到了自我辩护的机会，并在“心底里决定，一定要说得非常有分寸，”“加入的怨恨和苦恼要比平时少得多，”(54)这样的叙述颇有效，而且似乎胜利了。她得以与谭波尔小姐和海伦共处一室还有美味的食品作为奖赏。然而事请并非如此简单。谭波尔小姐在彻底为简·爱正名之前，她需要劳埃德先生的证实，而且，接下来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主要存在于谭波尔与海伦之间，而不是她与谭波尔之间。尽管她得到了期待的公平和自己的清白，但是简·爱的整个晚上都用来观察“她（谭波尔）和海伦之间的交谈。” 与小说中盖茨海德部分的激情叙述相比，在劳渥德和早期桑菲尔德部分的叙述则强调的是对那种激情的抑制。她生活在谭波尔和海伦·彭斯的影子里，少了盖茨海德阶段的愤怒和激动，显得更平静。
在谭波尔小姐和海伦·彭斯的引导下，简·爱自己也意识到“抑制和简化了一下的”话“听起来更真实可靠。”（54）这也是简·爱性格发展的过程，她的言谈的成熟也是她个人的成长过程。施洛米斯·里蒙－凯南曾说过，“叙述者含蓄的叙述比公开外露的叙述更让人信赖，因为后者很容易激起读者的不同看法。”34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勃朗特很可能让她的叙述者减少公开演说，以此来使叙述者更可信，从而树立叙述者的权威。波恩海莫认为这“标志着简·爱的叙述风格社会化了；她意识到对条理，措辞和语调要进行有意识的控制的力量。”35在
谭波尔身上,简·爱找到了有人关心有人爱的“家”的感觉。谭波尔小姐是简·爱的保护神,是公正和仁爱的化身。在她的引导下,简·爱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完善了自身的道德情操,并在谭波尔身上同时感受到了母爱和友情。
我们如果把人生过程中一些意义和作用作为一个价值系统,那么我们看到,简·爱在劳渥德的价值主要在奠基了构架追求和知识广博、思想之深刻、心灵之自由的理想阶梯,并纳入了她在盖茨海德的童年情结,一起步入未来。但也不能否认,在劳渥德后来的日子里,简·爱虽然为稳定系统中的一分子,却同时失去了自我个性。作者对于简·爱后来八年生活的叙述的省略,充分表现出了简·爱的某种“非存在”性质。她似乎只是在谭波尔小姐的影子里生活。这种情况一直到谭波尔小姐的离去才告结束:“我的心已经把它从谭波尔小姐那儿借来的东西抛开,或者不如说,她已经把我在她身边所感受到的气氛带走了———如今,我又恢复了我的本性,开始感到从前的情绪又在活跃起来。”（65） 她的自我意识开始复苏，她需要行动。
从盖茨海德到离开劳渥德阶段，简·爱的过于情绪化的感觉变得逐渐清晰。过分激动的叙述无法被认可，渐渐地，她学会了交流。在劳渥德结尾的阶段，简·爱作为成人，感到应该采取行动，她就听任一个外界声音的指导。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在谭波尔小姐出嫁后，简·爱决定必须离开劳渥德，她“把窗子打开，朝外面眺望”（65），向外面的世界征求意见和灵感，学会与他人进行交流。
简·爱的内心想法得到了外面的世界的声音的鼓舞，她寻求一次新的解放，她希望“至少赐给我新的工作吧！”（67）一个声音告诉她“你得把广告和广告费放在信封里，信封上写明《先驱报》编辑部收；你得一有机会就把信送到洛顿邮局去。回信要写给洛顿邮局J.E。信发出去以后的一个星期左右，你可以去问问是否有回信来，然后再看情况办事。”（67）简·爱可能是从谭波尔小姐那里学会了这种新的交流式的话语。这次交流表明她也懂得不仅要相信自我辩白的力量，也要征求他人的意见。
她用上述的方式如愿以偿地成为了桑菲尔德府的家庭教师。在桑菲尔德，愉快的交流是她评价朋友的标准。她想知道罗切斯特先生的“性格怎么样”，然而菲而费克斯太太“似乎完全不会概括人的性格，也不会观察或描述人或事物的特点。”（82）这使她大部分时间只能自己在城堡内徘徊。而白茜会讲故事，会说话，可以与她进行愉快的谈话，无疑是成为她可信任的人的重要原因。
简·爱与罗切斯特最初的关系就是从愉快的交流开始的。二人的邂逅非常有意味。罗切斯特的马摔伤了，他也受了伤，简·爱非常想帮他的忙，当时二人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可是罗切斯特拒绝简·爱的好意，而且看都不看她一眼，而简·爱的执着、热心不免让他心动：“天这么晚了，先生，不看到你能够骑上马，我是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荒凉的小路上的。”（90）这句话触动了罗切斯特，这才引起他对简·爱的注意，也有了谈话的兴趣。
罗切斯特回到桑菲尔德后的第一天，她在“孤独”和“不受欢迎的忧思”中度过。而二人的谈话则改变了这一点。二人首次正式见面的谈话相当愉快，对话也只有他们二人才懂，外人难以体察到他们的精彩，管家太太“似乎在纳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谈话。”（97） 对于罗切斯特来说，此时的简·爱是一个智力相当的谈话对手，这在他以前的生活中是缺乏的。而精神上的对话则需要进一步了解，这一点也相当难求。
罗切斯特问简·爱，“你认为我漂亮吗？”简·爱脱口而出，“不，先生”，这句话对罗切斯特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你这个人有点特别”是他的第一反应。简·爱也意识到自己有点不礼貌，立刻向罗切斯 《（推荐）《简·爱》叙述的反叛与平衡(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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