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以文化为旗帜——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述评

台湾当局于1966年底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到80年代中后期随着蒋经国先生的去世已告一段落。这是一场兼具政治和文化双重属性的社会运动。从政治层面讲，它旨在追求“中华文化——三民主义——中华民国”三位一体的政治目标。从文化层面看，它实际展现了“中华文化复兴——三民主义实践——儒教资本主义建立”的东方式现代化发展模式。

我们正是立足于后者，对此运动作一述评。

一、思想背景和现实背景

国民党的创建者是孙中山先生。从这位革命先行者的思想看，至少在理论上国民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维持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中国文化中的“国”与“天下”是两个概念。一姓的江山终结了，继之而起的统治者并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准则，反而必须到其中去为自己的政权寻求合法性基础。孙中山先生在与第三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谈话中强调，“中国有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而发扬光大”。从其最重要的著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看，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文学说主要是通过引证儒家学说而得以论证阐扬的。

其论民族主义云：“民族主义的基础是以仁爱为中心的道德”，并“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础，去感化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他的民权主义也异于西方文化中以个体为本位的天赋人权论。他认为民权的真义是一种通过法律达成的社会公正，把天生的不平等（体力智力的差异）与人为的平等（贫富贵贱）打成平等。他的民生主义既不同于否定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也区别于完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而是主张“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追求“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东方社会理想。

这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致中和”的哲学思维和“求大同”的仁爱精神在特定时代的具体体现和落实。正统的性善论实际是以文化为人的本质。孙氏的基本认知亦是如此：“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于是“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因为“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故民生主义在三民主义中占据核心地位。《礼记·礼运篇》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是儒家的理想，亦是孙氏唯生论的完满体现。

孙氏对东西方文化的分野十分清楚，他有着坚强的民族自信心，反对全盘西化。在一次讲演中他指出：西方文化是一种主张功利强权的霸道文化；东方化则是讲仁义道德的一道文化。

儒家的文化理想表达的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平民的愿望，因而总是寄望于圣贤将它付诸实现，政治上表现为精英主义或贤人政治。孙氏十分欣赏行井田的王莽和行新法的王安石，认为这些“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但二十世纪初期的内忧外患使这位临时大总统有名无实，无所施其仁。

蒋介石是以孙氏的三民主义传人自任的。著名学者艾森斯塔特在《传统、变革与现代性》中将国民党1927—1937这十年的工作特点概括为“新传统主义”。说它“仍是按照传统主义的方式来定义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中的中心象征，并将由革新性群体所形成的新象征和取向的内部整合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这时的艾氏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单线进化论者，他所谓的“新象征和取向”即是欧美文化。所以，他的贬评正说明了国民党不仅在理论上，同时在实践上与传统文化确是颇有渊源。

1952年，从大陆溃退台岛后的国民党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把“保卫中国文化”，“实行民主宪政”，“平均社会财富”作为“复兴基地”建设的工作重点。当然，这一切者是在“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政体下实施。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交，台湾的经济已趋稳定。但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社会发展。现代性是社会的稳定因素，现代化过程却因导致社会结构的重组而常常引起社会动荡。台湾社会的危机来自（1）以欧美社会为发展参照的“西化派”（自由派）知识分子；和（2）极端的地方势力“台独派”。

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曾经是国民党的忠实盟友。但当他们对当局的政治批评发展到与地方势力全作组建“在野党”时，这种盟友关系也就走向了反面。由于这个群体本身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当局对《自由中国》杂志的查封，他们也就基本销声匿迹了。

《文星》杂志可视为这个群体的回声或余响。其主角李敖把这一种思想或思路发展到了极端，即全盘西化，否定自身的文化传统。李敖的激烈言辞风动一时，反映了经济强壮，文化贫血的台湾社会思想的迷惘。当时世界上风头正劲的将传统与现代作二元划分的现代化理论，为这种思想提供了认知上的基础。依此理论，工业化过程即是西化过程。在相当长时间内，它误导着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中的国家和地区。

但更为严峻的挑战来自“台独”势力，。由于历史的原因，台岛近代以来长期孤悬海外，殖民文化有一定影响。“二·二八”事件和国民党政权的大播迁使台湾的人口自然地划分为台湾人和外省人两大块。土地赎买政策使台湾本地人在工商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增加强了他们表达自己意愿的渴望和能力。以彭明敏、廖文毅等为代表的“台独”运动在美国、日本等国际势力的支持鼓励下，将内部的政治矛盾放大为一般的文化乃至种族冲突。他们鼓吹：“台湾与大陆分离太久，文化习俗不同，已不同于中国人”；“台湾应由台籍人执政”，“台湾前途由1800万台湾人决定”等等。

凡此种种不能不激发以中华文化卫道者自居的国民党当局的警醒与自觉，：经济起飞已经开始，但它将把“中华民国”带向何方？从内部说，这种警醒和自觉乃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以发起的最深刻的动因（从外部说，还有大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作用）。

二、运动的展开：伦理建设W5c^WB5 GH2Zwge,8B2sW-7/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