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青少年犯罪：社会无法承受之痛

近日，临邑县检察院对2000年至2003年所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了统计调研，发现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现象令人担忧，其犯罪行为触目惊心，加强预防挽救工作刻不容缓。2000年至 2003年，临邑县检察院批准逮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30件38人，起诉28件33人。历年来，未成年人犯罪以每年10%的平均速度递增，尤其是2003年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占历年总数的60%。其中，农民身份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占全部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97%。
特点——触目惊心
一是侵财型、暴力型犯罪突出。罪名涉及盗窃14人，占所有涉嫌罪名的42%；抢劫11人，占所有涉嫌罪名的33%；侵财型、暴力型犯罪，分别占犯罪类型总数的94%、48%。 如李某、张某自2002年1月至12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同抢劫作案9次（1次未遂），打伤2人，抢得手机7部，现金2550元。二人抢劫作案肆无忌惮，近乎疯狂，表现出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疯狂与残忍。有三次抢劫作案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时甚至一天连抢两次。二被告人在抢劫王峰时，在受害人奋力反抗的情况下，仍不放弃犯罪，直至用乱棍把被害人的胳膊打成骨折，将摩托车抢走。2002年10月3日中午11时30分许 ，二被告人在临邑县临盘镇小赵家村附近欲抢被害人孙清自行车筐中的皮包，在被害人弃车持包跑进棉花地以后，周围群众闻讯而来之机，张某仍紧追不舍，持扳手将被害人头部打伤（在医院缝了八针），劫取手机2部，现金1200元及身份证、单据等物，跨上摩托车扬长而去。当晚22时许，二被告人又采取用脚踹、用木棍殴打等手段劫取被害人冯怀贵上衣一件及女式皮鞋一双。
二是犯罪组织形式具有团伙性，贪利特点明显。共同犯罪案件22件，占犯罪案件总数的66%；其中全部由3人以上未成年人纠结组成的交叉结伙作案3起，占共同犯罪案件的14%；年龄为17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成员占绝大多数，为90%；团伙作案涉嫌的罪名全部为盗窃和抢劫罪，动机皆为侵财；通常采用撬门破锁、揭瓦入室、顺手牵羊等手段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或持械使用暴力及以暴力威胁为手段非法劫取他人财物。如被告人赵某、徐某、周某等人自2003年3月31日至5月交叉结伙作案，利用卡钳、撬棍等作案工具，采取撬门破锁、揭瓦入室等手段，在临邑县仿古街、迎宾路、城建委家属院等地，连续作案17起，盗窃总价值30489元。他们在临邑县城租房同住，昼伏夜出，平均每隔3、4天便作案一次，有时一晚连续作两次案，一次竟然窃走建委家属楼的3辆摩托车。赃物包括摩托车、彩电、电脑、VCD、烟酒、工艺品、铜线、铝材等等，总之见什么偷什么，表现出对财物近乎病态的贪婪，已经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
三是不同犯罪团伙的作案地点相对固定。盗窃犯罪大多发生在居民楼下及居民楼储藏室、沿街商铺等城区及油田厂矿等；抢劫犯罪大多发生在县乡级公路及城乡结合部。作案地点发生在城区的占42%，发生在农村及城乡结合部的占33%。如被告人蒋某等3人自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13日，携带断线钳、骑脚踏三轮车，利用夜幕做掩护，采取翻墙入院、撬门断锁、揭瓦入室等手段，分别盗窃铝合金厂、临盘采油四矿、维修大队、供电大队材料库等，窃得铝合金门窗、铝线、铁管、铁块等物，价值33291元，以极低的价格销赃并挥霍一空。如 被告人李某、张某的抢劫作案地点大多选择县乡级公路及交叉路口，采用预先放置障碍物等手段，专门抢劫过往行人；被告人宋某等四人犯罪团伙，大多选择临盘采油厂附近的女性作为抢劫作案对象，作案得手以后，骑摩托车沿乡村小路逃之夭夭。
原因——不一而足
一、司法机关继续加大“严打”整治力度，连续破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二、犯罪未成年人法律意识淡漠。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中，初中以下学历33人，文盲1人，占总数的90%。学校除课程设置的法律教育内容外，基本没有其他普法宣传措施，他们在校期间接受的法制教育相当有限；辍学回家后，农村的法制宣传教育几乎为空白。
三、家庭因素影响。违法犯罪的农村未成年人家庭总体呈现病、穷、家长性格软弱、管教不力等特点。犯罪青少年家庭中父母不和、单亲的占21%。被告人孔名（因诈骗被判一缓三）、杨振（因抢劫被判处缓刑），两人都有相似的经历：犯罪时16岁，母亲已去世，和继母相处不融洽，父亲在外打工，生活没有着落后就去抢、骗。两名未成年人自暴自弃，自以为看破红尘，对生活失去信心。
四、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由于受暴力音像制品的影响及周围有不良行为的所谓“朋友”的怂恿，一些青少年便会萌发尝试、模仿、寻求新鲜感、刺激感的欲望。如被告人周某（2002年11月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郭某（2002年11月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在被判处缓刑三个月后，即伙同其所谓“哥门儿”范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等四人，携带匕首等作案工具，以暴力、胁迫手段抢劫作案5起，劫得现金、摩托车等物价值三千多元。
五、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调查显示，犯罪未成年人的年龄为16-18岁的为37人占98%；侵财性犯罪占93%。这说明一部分农村未成年人接受完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后，没有条件继续接受高中以上教育或职业技能教育。当地农村风俗，翻盖房屋、定亲下聘恰集中于此年龄段，这类支出在当地农村将会使绝大多数家庭四处借贷，其家庭及本人将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社会上客观存在的贫富差距，使刚刚步入社会的未成年人容易产生盲目攀比心理，驾驶摩托车、佩带手机、出入酒店歌舞厅成为很多未成年人的梦想。在得不到正确引导的情况下，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或以暴力、暴力相威胁的手段非法劫取财物，成为满足一部分未成年人梦想的所谓“捷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上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农村未成年人辍学在家，既不甘于沿袭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又缺乏谋生致富的一技之长，对社会上吃喝享乐、灯红酒绿的不良现象盲目攀比。如果未成年人自制力薄弱，加之缺乏有效的约束，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就不足为奇了。
预防——刻不容缓
违法犯罪是一把双刃剑，违法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有多大，行为人自己承担的刑事责任就有多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情节有多重，其受害的程度就有多深。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棵小树长歪了，简单伐掉就行，而一个未成年人的人生轨迹出现了偏差，就会影响他的一生。面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学校、家庭、社会应切实引起高度重视，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未成年人得以健康成长。
一、全面开展面向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一是各级各类学校应切实完成教学大纲所要求的各类法制教育课程，充分发挥“法制副校长”的作用，积极和公、检、法等司法机关联手，开展经常性和制度性的刑事法律宣传教育，通过警官、法官、检察官以案说法，利用生动形象的影象、图片展览，使在校的未成年人牢固树立遵纪守法观念。二是针对当前农村人口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认知水平不高，教育方法或简单粗暴，或放任自流的实际，加大农村法制宣传力度，“绿化”农村法制宣传“荒漠”。可选择在农闲时节，采取司法机关联动、“送法下乡”的形式，使每一位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每年接受一到两次直观形象的刑事法律教育，培养农村未成年人及其家长的法制

观念。若形成良性循环，可影响农村几代人。三是利用农村基层组织的组成人员人地两熟、在农村具有一定威望、比较了解本村未成年人状况的有利条件，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与其签定责任状，及时报告本村未成年人的不良动向，以便将违法犯罪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未成年人有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在继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净化治安环境的同时，进一步整治学校周围环境，有关部门严格管理“网吧”和电子游戏经营场所，坚决取缔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黑网吧”和地下录象厅，采取有力措施，遏制暴力、淫秽及低级趣味的文字、影象制品的泛滥。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认真贯彻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政策，充分利用庭审教育，引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深挖犯罪根源，震撼他们的道德良心，促使其认罪服法，浪子回头。
三、健全农村未成年人职业技能培训网络，拓宽农村青少年就业渠道。针对农村青年数量多，职业教育较为薄弱，就业、致富缺乏一技之长的现状，筹建新型职业培训学校，大力开展适合农村未成年人的职业教育，对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

《农村青少年犯罪：社会无法承受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