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精神与大众文化批判

当前发生的关于大众文化的争论，在现代性确立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大众文化被取消，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取代了大众文化的消费功能，人民丧失了文化主体的地位。在当代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以压倒性的强势汹涌而来，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这是现代性的体现，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大众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在争取现代性的历史阶段，还具有消解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出现了诸如“日常生活审美化”、“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等理论动态，就是对大众文化的合理性的肯定。但是，大众文化还有消极的方面，而学术界对此却缺少清醒的认识。大众文化具有鄙俗性，并且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它的消费性医学专用了人的自由意识。因此，不能仅仅肯定大众文化，还要批判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是平民精神的体现，开展大众文化批判，必须倡导和发扬贵族精神。　大众文化作为现代性的体现，具有平民性的品格。西方现代社会是由贵族社会转化而来，社会革命的主体是平民（第三等级）。因此世俗现代性是一种平民精神，现代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平民（特别是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第三等级）的经济地位和生存方式，造就了世俗的、功利的、低俗的平民精神。周作人认为平民精神是“求生意志”的体现，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现代性的基础是感性欲望的解放，而这是一种平民化的追求。恩格斯所说的人的私欲——恶成为历史前进的杠杆；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发源于新教伦理，而新教伦理就是认可勤俭和积累财富为美德；松巴特说，资本主义起源于“以奢侈生活原则为基础的高度世俗化的性文化”；舍勒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类似中国“红眼病”的“怨恨心态”，他说：“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中进步向前的，并不是实干精神，不是资本主义中的英雄成分，不是‘具有王者气度的商人’和组织者，而是心中充满怨恨的小市民——他们渴求最安稳的生活，渴求能够预测他们充满惊惧的生活，他们构成了松巴特恰到好处地描绘的新市民的德行和价值体系。”[1]表明现代性发源于平民精神。现代性还有理性层面，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简言之，就是启蒙理性。科学精神体现了一种重视物质价值的功利主义，人文精神则体现了一种平等意识为核心的现代意识形态，民主理念就基于平等意识。卢梭的平等理念和大众意识就发源于平民精神。无论是物质功利主义还是平等理念都体现了一种平民精神，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平民文化。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平民文化极度膨胀，形成了消费性的现代大众文化。大众文化适应市场经济，高度商品化，广泛流行，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各个角落。它一方面满足了大众的感性消费的欲望，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人性化特征，同时也麻痹了人民的自觉意识，不知不觉地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化，具有鄙俗性和医学专用性。　贵族精神相对于平民精神，它是在贵族社会形成的一种人文传统。贵族世袭制度，使贵族摆脱了衣食之忧、名位之求，而且积累了高雅的趣味，造成了超越的、自由的、高雅的贵族精神。周作人认为贵族精神是“求胜意志”的表现，具有出世倾向，要求无限的超越。在现代性确立后，贵族精神并没有随着贵族阶级消亡，而是成为现代文化的源泉之一，并转化为现代性的反思、超越层面。伏尔泰的自由理念和精英意识，就发源于贵族精神。这样，现代文化就包括基于平民精神的大众文化，也包括基于贵族精神的精英文化。精英文化抵制、克服了大众文化的鄙俗性和医学专用性，贵族精神也成为大众文化批判的武器。消费性的大众文化与超越性的小众文化（精英文化）互相制约，互相补充，维持了人类精神的平衡。周作人在“五四”后期反思了片面平民化的教训，提出平民精神与贵族精神相容互补的思想，他指出：“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现，不能指定谁是谁非，正如规律的普遍的古典精神与自由的特殊的传奇精神，虽似相反而实并存，没有消灭的时候。”[2]两种精神之间的相容互补也体现为互相批判，特别是贵族精神对平民精神的批判。　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第一个以贵族精神批判现代性和大众文化的哲学家是尼采。尼采有波兰贵族的血统，他重视自己的出身，并且以弘扬贵族精神、批判平民化为己任。尼采不仅主张贵族政体和等级制度，而且他的基本思想也发源于贵族精神，因此，勃兰兑斯称尼采思想为“贵族激进主义”，而尼采也表示认同这种命名。他给勃兰兑斯回信说：“您的‘贵族激进主义’一词用得太好了。请允许我说，在我看到的有关我本人的各种术语中，它可以算是最聪明的一个。”[3]尼采深感现代性带来的是平民的统治，贵族精神失落，“庸众”的价值观占了支配地位，而这有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伦理的渊源，而平民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卢梭负有更大的罪责。他认为现代精神已经“颓废”，“奴隶的道德”、“畜群的理想”使人“柔化”、“道德化”、“平庸化”。因此，尼采对现代道德、大众文化以及庸众人格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也许这一段话可以集中地表达他的批判：“这个时代有着相反的本能：它急需舒适；其次，它希望观众和演员喧闹，那震耳欲聋的叫喊与集市的嗜好很合拍；其三，它要每个人都以最下贱的奴仆性向天下最大的谎言——所谓“人的平等”——顶礼膜拜，并且只把整齐划一、平起平坐的美德奉若神明。”[4]为了医治现代性和现代文化带来的病象，尼采要“重估一切价值”，要建立“主人的道德”，要伸张“强力意志，做“超人”。可以说，贵族精神成了尼采进行现代性和大众文化批判的思想武器。　尼采以后，海德格尔、萨特、法兰克福学派等现代哲学家继承了贵族精神，开展了对现代性和大众文化的批判。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超越的，而此在的在即实存是在的沉沦，是非本真的共在——烦神，使自我受制于“人们”。这种此在的沉沦表现为闲言、好奇、两可等。他还批判了现代技术的统治。他用哲学的语言表达了对现代生存状态以及大众文化的忧虑。萨特以个体存在的自由选择对抗现实，并且认为社会集团导致人的异化。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如加缪、梅洛—庞蒂等也继承了贵族精神，批判现代性和大众文化。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贵族精神，开展了对现代性和大众文化的批判。特别是阿多诺建立了否定的辩证法，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附属于它的大众文化。　西方现代精英艺术也继承了贵族精神，批判现代性，对抗大众艺术。浪漫主义发源于希伯来文化传统和中世纪贵族艺术传统，以自由的精神以及幻想和激情反抗平民化的现代文化包括工具理性和城市文明的压迫。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属于同一谱系，它同样继承了贵族精神，以个体自由对抗现代性，以非理性对抗理性，以丑陋和荒诞对抗虚假的意识形态。可以说，现代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构成了现代艺术的两极，而精英艺术以其自由性和高雅品格抵制了大众艺术的医学专用性和鄙俗性，从而守护了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先秦是贵族领主社会，秦以后是官僚地主社会。官僚地主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平民，官僚由平民选拔（汉魏六朝是察举，隋以后是科举）而来。因此，中国虽然也存在着贵族文化，如道家文化以及《楚辞》、六朝文学（六朝存在着世族门阀，是准贵族社会）和《红楼梦》（清朝是满族贵族与汉族地主的联合政权），但贵族传统薄弱，而平民传统深厚。儒家思想重功利、世俗化，具有鲜明的平民性。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有“实用理性”的品格，重伦理而轻宗教，雅俗共赏而大小传统不隔，缺乏超越性和批判性，是高度平民化的文化形态。这种平民文化传统延续两千余年，并且强烈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　五四运动引进现代性，主要引进了世俗现代性，而没有同时注重引进反思、超越的现代性（哲学、宗教、艺术对现代性的批判）。现代性被归结为科学、民主，其核心是平等理念，而自由理念没有被重视或被曲解（如孙中山提出争国家的自由而不要争个人的自由）。这就是说，“五四”引进了平民精神，而没有引进贵族精神。不仅如此，“五四”启蒙思想家还提出了平民文化的口号，把贵族文化作为打倒的对象。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是现代平民文化确立的基础。在文艺领域，陈独秀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茅盾也提出“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五四”以后，平民文化又进一步演化为大众文化、工农兵文化，包括大众文艺和工农兵文艺。精英文化、精英文艺被当作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垃圾批判。理论上也取消了精英文化、精英文艺独立于大众文化、大众文艺存在的可能性，代之以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于是，本来是分流的精英文化和精英文艺两种形态，变成了大众文化和大众文艺的两个发展阶段，精英文化和精英文艺被取消。特别是“文革”对所谓“封、资、修”文化的批判，彻底地清除了贵族精神，导致文化和文艺的极度平民化和低俗化。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艺，走向极端平民化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确立之后，现代性就叩响了中国的大门。这是一种平民化的时代，世俗现代性作为一种平民精神大行其道，大众文化就是平民精神的体现。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大众文化蓬勃兴起，迅速发展，以不可阻挡之势占据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大众文化的消费性与市场经济相配合，满足了人们的感性需求，也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受到大众文化的强力支配。与此相反，精英文化衰落，反思、超越的现代性薄弱，包括哲学批判性的丧失和艺术超越性的缺失。典型的事例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由艺术片转向商业片的制作，从《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到《英雄》、《十面埋伏》，简直是天壤之别，由此可以看出市场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也可以看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绝对优势。这局面的形成既有贵族精神薄弱的历史的原因，也有中国现代性的片面化的现实根源。中国现代性的片面性体现在单纯的经济领域的变革，缺乏文化思想领域变革的配合，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