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钺先生与“魏晋封建说”
1956年第8期)、赵锡元《试论中国奴隶 制形成和消亡的具体途径》(《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
6.东汉封建说
20世纪50年代，周谷城提出此说，70年代末，郑昌淦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代表作是 周谷城的《中国奴隶社会论》(《文汇报》1950年7月27日)、郑昌淦《井田制的破坏和 农民的分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7.魏晋封建说
主张此说者有陶希圣、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唐长孺、王思治、日知、赵俪生等。 代表作有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论战》第2辑)、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 (《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和《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王思治《三论汉代是奴隶社会》 和《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它》(三联书店1980年版)、日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 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赵俪生《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角度来看我国 古史的分期》(《兰州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唐长孺晚年也主张“魏晋封建说”， 其关于古史分期的学术观点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已 有详细论述。
8.东晋封建说
此说由梁作干提出，代表作为梁作干的《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 帝国的灭亡》(《暨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二、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
在八种“封建说”，西周、战国、魏晋等三说为最强，“三强”之中，以“魏晋说” 最为丰富、系统，不仅成果多，队伍壮，而且还架构起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显示出强 劲的发展势头。“魏晋说”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局面，这自然与尚钺先生的研究和倡导是 分不开的。
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是由他的古史分期讨论而建立起来的。它曾将其古史分期 理论归纳为七点：第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和一 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才能引起新的生产关系的发生 和发展；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反过来，生产关系 也会对生产力发生作用和影响。”[7](P354)第二，人类社会五种形态所经历的时间“ 越古越长”[7](P355)。第三，除社会主义外，新的生产关系总是在旧社会内部开始产 生的。“在古代阶级社会中，不会存在着某种单纯的生产关系，而且相反，经常是许多 不同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前行生产关系的残留和后起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与现实的主 导的生产关系，经常交织在一起。”[7](P295)第四，相似的历史现象因社会发展阶段 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会产生本质完全不同的结果，家庭公社、农村公社与农奴制大 庄园解体，均出现大量自耕小农，小农分化、破产，“前者为奴隶制提供大量的奴隶新 来源；后者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输送了广大的产业后备军。”[7](P355-356)第五，古 代商品生产发展，商人、高利贷者日益活跃，他们一方面兼并小农，占有大量奴隶；一 方面腐蚀贵族奴隶主，与诸侯王“分庭抗礼”，这是奴隶制经济发展所出现的矛盾；第 六，奴隶制社会的矛盾，除奴隶与奴隶主、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外还有新兴奴隶主与氏族 贵族奴隶主的矛盾，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吴起改革、商鞅变法等，即属于这类矛盾， “其间并没有什么进行封建改革的意义。”[7](P356)汉武帝“算缗钱”是贵族奴隶主 与商人奴隶主争夺财富的矛盾爆发。第七，关于法律，周文王“有亡荒阅”的规定、晋 铸刑鼎、子产作刑书，“既是针对奴隶的，同时也是保证新兴的富有奴隶主的利益。” [7](P356)
按照这样的理论和标准，尚钺先生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划分，确定在汉魏之际。为了 支持他的“魏晋封建说”，他对“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两汉封建说”进 行了辩驳。认为“西周主要的农具基本上仍然是使用木器、石器和蚌器……由于没有铁 器，农业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如牛耕、深耕细作等在西周时代也不存在。”[7](P340)再 就土地所有制形态来看，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王有”，土地私有权没有 完全或最后形成，农业生产由农村公社和家庭公社组织进行，公社内的“私田”仅归私 人使用，但不可以自由买卖；再次，世袭贵族通过“授民授疆土”，占有大量土地和劳 动者。基于这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无法构成封建的剥削性质的。关于“战国封建 说”，他指出：“不论是资料或理论上，都不能使人构成一个象社会历史巨大变革的印 象……头脑中连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系统也未能建立起来，相反地，从整个历史发展线 索来看，从商周到春秋战国，不仅看不见如奴隶制经济形态的解体现象，反而构成了一 种生产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合理线索。”[7](P340)“两汉封建说”者的主要依据 是汉代已有租佃关系和小农经济的存在。尚钺先生说：“小农经济和租佃关系发生的时 代，是在原始公社解体时期。因此，仅凭这些现象是不能作为论证封建社会存在的决定 性证据的，因为这些小农和租佃关系是封建社会的或是奴隶社会的，还必须深入研究当 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特别是当时整个经济基础，才能比较明确的认识到这种小农和 租佃关系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7](P342)汉代生产工具落后，技术原始，生产率低 下，而贵族生活又“是那样的奢侈，兼并土地和掠夺奴隶是那样的厉害”，小农无法维 持再生产，不得不“把土地交给豪民而为他耕作”，通过“见税什五”苛刻的租佃关系 “寻得一种保护”，这“正是奴隶制度下的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向奴隶命运沉沦变化的步 骤。”因此，“说汉代是封建社会，实在难以另人信服。”[7](P343)
对于古史分期讨论，尚钺先生指出：“不仅要从横的方面，即生产力、生产关系、阶 级斗争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研究；还要从纵的方面联系起来考察 ，
此外，尚钺先生还提出通过经济现象揭示阶级对立关系；从人身隶属关系和剥削方式 的变化，观察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停滞、倒退的线索，再由这个线索追寻社会发展的 规律性；土地制度的变化、商品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官营手工业 的变化对封建社会发展影 《尚钺先生与“魏晋封建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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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东汉封建说
20世纪50年代，周谷城提出此说，70年代末，郑昌淦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代表作是 周谷城的《中国奴隶社会论》(《文汇报》1950年7月27日)、郑昌淦《井田制的破坏和 农民的分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7.魏晋封建说
主张此说者有陶希圣、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唐长孺、王思治、日知、赵俪生等。 代表作有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论战》第2辑)、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 (《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和《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王思治《三论汉代是奴隶社会》 和《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它》(三联书店1980年版)、日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 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赵俪生《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角度来看我国 古史的分期》(《兰州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唐长孺晚年也主张“魏晋封建说”， 其关于古史分期的学术观点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已 有详细论述。
8.东晋封建说
此说由梁作干提出，代表作为梁作干的《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 帝国的灭亡》(《暨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二、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
在八种“封建说”，西周、战国、魏晋等三说为最强，“三强”之中，以“魏晋说” 最为丰富、系统，不仅成果多，队伍壮，而且还架构起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显示出强 劲的发展势头。“魏晋说”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局面，这自然与尚钺先生的研究和倡导是 分不开的。
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是由他的古史分期讨论而建立起来的。它曾将其古史分期 理论归纳为七点：第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和一 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才能引起新的生产关系的发生 和发展；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反过来，生产关系 也会对生产力发生作用和影响。”[7](P354)第二，人类社会五种形态所经历的时间“ 越古越长”[7](P355)。第三，除社会主义外，新的生产关系总是在旧社会内部开始产 生的。“在古代阶级社会中，不会存在着某种单纯的生产关系，而且相反，经常是许多 不同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前行生产关系的残留和后起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与现实的主 导的生产关系，经常交织在一起。”[7](P295)第四，相似的历史现象因社会发展阶段 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会产生本质完全不同的结果，家庭公社、农村公社与农奴制大 庄园解体，均出现大量自耕小农，小农分化、破产，“前者为奴隶制提供大量的奴隶新 来源；后者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输送了广大的产业后备军。”[7](P355-356)第五，古 代商品生产发展，商人、高利贷者日益活跃，他们一方面兼并小农，占有大量奴隶；一 方面腐蚀贵族奴隶主，与诸侯王“分庭抗礼”，这是奴隶制经济发展所出现的矛盾；第 六，奴隶制社会的矛盾，除奴隶与奴隶主、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外还有新兴奴隶主与氏族 贵族奴隶主的矛盾，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吴起改革、商鞅变法等，即属于这类矛盾， “其间并没有什么进行封建改革的意义。”[7](P356)汉武帝“算缗钱”是贵族奴隶主 与商人奴隶主争夺财富的矛盾爆发。第七，关于法律，周文王“有亡荒阅”的规定、晋 铸刑鼎、子产作刑书，“既是针对奴隶的，同时也是保证新兴的富有奴隶主的利益。” [7](P356)
按照这样的理论和标准，尚钺先生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划分，确定在汉魏之际。为了 支持他的“魏晋封建说”，他对“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两汉封建说”进 行了辩驳。认为“西周主要的农具基本上仍然是使用木器、石器和蚌器……由于没有铁 器，农业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如牛耕、深耕细作等在西周时代也不存在。”[7](P340)再 就土地所有制形态来看，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王有”，土地私有权没有 完全或最后形成，农业生产由农村公社和家庭公社组织进行，公社内的“私田”仅归私 人使用，但不可以自由买卖；再次，世袭贵族通过“授民授疆土”，占有大量土地和劳 动者。基于这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无法构成封建的剥削性质的。关于“战国封建 说”，他指出：“不论是资料或理论上，都不能使人构成一个象社会历史巨大变革的印 象……头脑中连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系统也未能建立起来，相反地，从整个历史发展线 索来看，从商周到春秋战国，不仅看不见如奴隶制经济形态的解体现象，反而构成了一 种生产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合理线索。”[7](P340)“两汉封建说”者的主要依据 是汉代已有租佃关系和小农经济的存在。尚钺先生说：“小农经济和租佃关系发生的时 代，是在原始公社解体时期。因此，仅凭这些现象是不能作为论证封建社会存在的决定 性证据的，因为这些小农和租佃关系是封建社会的或是奴隶社会的，还必须深入研究当 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特别是当时整个经济基础，才能比较明确的认识到这种小农和 租佃关系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7](P342)汉代生产工具落后，技术原始，生产率低 下，而贵族生活又“是那样的奢侈，兼并土地和掠夺奴隶是那样的厉害”，小农无法维 持再生产，不得不“把土地交给豪民而为他耕作”，通过“见税什五”苛刻的租佃关系 “寻得一种保护”，这“正是奴隶制度下的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向奴隶命运沉沦变化的步 骤。”因此，“说汉代是封建社会，实在难以另人信服。”[7](P343)
对于古史分期讨论，尚钺先生指出：“不仅要从横的方面，即生产力、生产关系、阶 级斗争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研究；还要从纵的方面联系起来考察 ，
即要上溯夏商，下及两晋南北朝。”[7](P346)自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他列举了 四方面的变化：第一，由商品经济到自然经济的变化。他说：“从战国到汉代，虽然基 本上仍是自然经济的社会，但在其中，商品生产和流通却不断发展，且呈现某种程度的 活跃，甚至连贵金属也成为贷币；而到了两晋南北朝朝代，自然经济却占了绝对的统治 地位，前一阶段颇为活跃的商品货币关系却长时期地(不是短暂地)极度衰落了，物物交 换成为主要形态。”[7](P346)第二，农奴制劳役制的变化。曰：“主张西周是封建社 会的同志认为，西周时，农奴制和劳役经济占主要地位……而主张战国秦汉是初期封建 社会的同志们，往往把‘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解释为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租佃关 系，对于两晋南北朝大量存在的‘免奴为客’的现象，也将作如何解释呢?”[7](P346- 347)对于这一变化，何兹全先生归纳为“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5]。第三，官 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的变化。曰：“从战国到两汉，在官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都 不断发展，直到两晋以后，才没落下去。把不断发展的奴隶制手工业，解释为封建社会 中的奴隶制残余，也很难另人信服。”[7](P341)第四，学术思想的变化。曰：“战国 时代学术思想中产生了‘百家争鸣’，汉武帝时虽‘独崇儒术，罢黜百家’，但在西汉 后期至东汉，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天人感应’到阴阳五行的谶纬的宗教思想。佛教 也在这时起传入。东汉末作为宗教的道教又形成为一种社会势力；另方面，东汉初又产 生了以王充为代表反对迷信和谶纬说的朴素唯物论思想。此外，文艺、科学都有进一步 的高涨。对于这些现象又将怎样解释呢?适应什么社会要求产生这些上层建筑呢?这些上 层建筑的基础又是什么呢?”[7](P347)他所总结的这些历史变化与问题，均是其“魏晋 封建说”的重要论据。
此外，尚钺先生还提出通过经济现象揭示阶级对立关系；从人身隶属关系和剥削方式 的变化，观察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停滞、倒退的线索，再由这个线索追寻社会发展的 规律性；土地制度的变化、商品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官营手工业 的变化对封建社会发展影 《尚钺先生与“魏晋封建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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