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从五伦作起

五伦是指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夫妇循礼、对朋友忠诚宽容、同道相谋(君仁臣忠)。这五伦由近到远，每个“伦”内都协调有序(“伦”的含义是次序)。
    多数人都想成家立业。古文明之后，成家与立业相辅相成。
    一个什么业都没有立的男人很难成家，因为女人的本能是不与无业的男人生儿育女。近代以来略有变化：在福利国家中，生儿育女有社会保障，成家就不一定以立业为前提。不过，不愁温饱的多数成年人还是想立业。
    围绕小家庭的立业常被称为私业，以天下为家的立业称为公业。近代以来，君子为了学习海盗，必须丑化君子(参见第二章)。丑化的方法是：建立一个高不可攀的标准“大公无私”，然后把君子都说成是伪君子，再按照基督教的理想标准(只有很少的神父能达到)，把君子描绘成嘴里说着仁义道德，心里却是男盗女娼，满脑子都是个人的私心。
    上个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委托一批学者编篡《辞源》，西历1915年出版，列有专条：“大公，谓公之至也，如云大公无私。”
    《辞源》编辑部有不少饱学之士，不会不知道“大公”这个词出于明代王夫之(船山)的《读通鉴论》，但却未引其源：“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如果援引这个词的源头，大公就不能解释为“公之至也，如大公无私”，而必须解释为“把小范围的私推广到大范围(天下)”。以天下为家，就是大公，。大公不必无私，不排斥私心，而是要把私家的范围扩大到普天之下。无私不可能大公，顶多只能小公，如某人背了一块大石头，把自己和石头一起沉到河中，给人们做跳板(《荀子·不敬0302》)。
    儒家不提倡这种不人道的大公。宋明之后虽有“明天理，灭人欲”的说法，但其作用主要是反对奢侈浪费，与佛教相抗衡。在宋明时代，佛教主张的清心寡欲导致生活节俭，比较适于环境条件较严酷的中国国情。理学没有要求每个人都不吃不喝不繁殖，在朱熹看来：“饮食，天理也；要求美，人欲也”(《朱子语录·卷十三》)。理学从处世出发提倡节俭，不同于佛学，不是从厌世出发而提倡节俭。
    儒家倡导的五伦不是大公无私，而是珍重自然契约中的私：天赋人伦。这样的私有利于个体生存和群体延续。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可以说成交易互利：孝敬父母的人，子女也会孝敬自己。这个交易不是当场交易，而是远期交易；不是一对一，而是上中下环环相交。德制学选的制度保证多数人都能顺利成交；正如一对一的顺利成交也需要法制钱选的制度保证一样。
    友爱兄弟姐妹的人，兄弟姐妹也关心爱护自己，是现代所说的交易互利，但是不限于经济交易，还有许多文化的和天伦的交易互利。
    文化交易互利的成本最小，因为把人们最容易拥有和最不会丢失的东西当成资源。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是天生就有的，相互之间的帮助，是最不会丢失的，有许多年都是互利的，幼年和老年不是互利，但是从代代相传来看，仍是有付出也有获取(不育后代者例外)。兄弟姐妹之间也有血缘纽带，是自然的，不会丢失的，相互之间的帮助，在时间上更长久。
    经济交易互利的成本比较大(参见第6-4节关于儒家与法家的讨论)，把生产过程所需要的东西当成资源。
    武力征服的成本介于文化交易和经济交易之间，可是风险最大。造反组织的内部通常是文化交易，雇佣军的经济交易多一些。
    尊儒的皇帝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也就是“家天下”。这个家是动词：一方面是要求最高管理者要像对待家里人一样对待被管理者，另一方面是按照管理家庭一样管理天下，例如以孝治天下，长幼有序，为政以德，克己复礼等等。
    君子学海盗之后，把“家天下”说得十恶不赦。在丑化君子的年代，许多学者都从最坏的意义上理解家天下，也就是把天下的好处全都用到自己的家里。
    大肆批判家天下的结果是：管理者不把被管理者当成自己家里的人，只当作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天下不是最高管理者的家，只是一架征服自然的大机器。
    要求最高管理者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从可持续发展来看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多数家长都希望家人说自己是个好人(立德)，多数家长都不愿意污染自己家里的生态环境，也不愿意自己家里遭劫遭灾(立功)，多数家长都希望把自己的经验教训传给后代(立言)。
    最高管理者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以身作则；地方官员就把地方当成自己的家，自己要当好的父母官，而不是只满足当公仆。所谓的公仆在推卸责任的时候是仆，捞好处的时候不是仆，而是盗。
    父母官应该有父母心，有些父母甚至为了儿女作出自我牺牲。例如70岁的吴凤考虑到自己年迈多病，来日不多，就用自己的头感化土族头人，废止用活人头祭神的蛮习[1]。
    家天下落实到基层是宗族，每个族长，以及有教养的宗族成员，都努力立德，立功，立言。最好是三立俱全，其次是二立，再其次是一立。如果只有一立，最高是立德，其次是立功，第三是立言。三立的基础是礼：“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2003》)。
    《礼》是《周礼》、《仪礼》、《礼记》的通称。南宋之后的考试内容以《礼记》为主。因为必须具备《周礼》和《仪礼》的基本知识，才能领会《礼记》的精神。
    《周礼》相当于现代的国家组织行政法，加上干部职责和待遇的各项规定。《仪礼》相当于把外交部礼宾司的一套程序规定用到内部的重大事务之中。《礼记》则引导人们把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在化，变成人心中的东西。一个人无论处在社会中的什么地位，什么层次，都可以从礼的规定中得到好处。共同遵守的规定使较大地域上的人们都受益，这一点对于西方社会也不例外，只不过不叫做礼。在英美社会中称之为习惯法，在欧洲大陆称为成文法。违法受审相当于事后救火，克己复礼相当于消除隐患，所以德治的管理成本比法治小。
    在文明社会中，只靠一个人做不成什么事业，一定要组织起来才能做事业。即使单纯立言，也要得到出版或网络的支持才能成事。一切正式组织都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有了礼，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就在行动上易于协调。中国人总结了一个对联：文章本六经得来，事业从五伦做起[2]。
    在欧美社会中，事业不必从五伦做起，而是可以从物质许诺

做起：签订合同，事先说好收益分配。中国不具备欧美的资源条件和法制条件[3]，所以发展出小成本的协调方式。儒家志士与皇室互动(参见第2-2节)，用西方术语来说其实就是权力制衡：我跟你协调，你也有义务跟我协调。如果皇室不尊儒，不接受礼的约束，就得不到志士的拥护：旧志士会死谏，新志士不与昏君建立君臣关系(参见第1-2节关于愚忠的讨论)。
    越是文明的社会，需要履行的义务越多，精神面貌好，人就幸福，；精神面貌差，就自找烦恼。西方经济学家曾经统计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寿命的关系，发现中国人很特殊：在国民生产总值较小的时候，人均寿命却较大[4]。究其原因，是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好，文化覆盖替换了经济覆盖。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描写过一个儿童汤姆，在被迫刷篱笆的时候，

《事业从五伦作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