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现代中国文化形态转型

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之工。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
　　（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笫1卷第2号。）
　　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
　　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
　　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
　　（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一期《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为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1919年的9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1919年5月。该期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
　　　　三、《新青年》与现代伦理文化转型
　　（一）通过从西方与中国家庭、婚姻观的差异比较，倡导新风俗。
　　20世纪初，欧美各国在婚姻恋爱方面，已是恋爱自由，以爱情为婚姻的基础，而中国还禁锢于封建礼教之下。《新青年》通过大量的事实，比较中国与西方婚俗，抨击旧习俗，提倡新风尚。
　　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婚姻观上，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的共性；约婚之初，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结婚以后，各保有自己财产而不以为吝啬。即使上流社会夫妇，一旦反目，直讼法庭而无所愧怍，社会亦绝不以此非之。西方家庭是法治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同受法律约束，权利和义务不以感情而以法为基础。西方的家庭夫妇关系受法律约束，夫妇双方经济、人格上各自独立。而中国的家庭为人子妻者，无独立人格，妇女更是男人的玩偶、附属品。中国的妇女仍是“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处于被丈夫所养地位。西方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崇尚独身清洁的生涯，无所谓守节。中国的传统礼教则把寡妇改嫁指责为失节，再嫁的寡妇乃至她的后代备受社会歧视。国人遂以家庭名誉故，强制其子媳孀居。在遗产继承权上，西方男女平等。中国女子地位格外低下，宁可让旁系的男子继承，“嫡系的女子反没有承袭遗产底权利”（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76页。）。
　　《新青年》认为，西方生育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人“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流欧洲。……若夫东洋民族，夫妇问题，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方风俗，子成年即独立生活，不靠父母，儿子犯法则受法律与社会制裁，亦不株连父母。中国传统则是儿蒙父荫，子对父“起敬起孝”。“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所谓吾之家庭者，必其独立生活也；否则必曰吾父之家庭，用语严别，误必

遗讥。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女群居，内多诟谇；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为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相养，必为世讥。……因此被养之昆季习为游惰，遗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不复少。”（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西洋民族家庭观念淡薄，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民族，一切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社会舆论，都是维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谋求个性发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权利写入宪法，人权不允许剥夺。国家利益表面上与个人主义冲突，实际则是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根本。东洋民族，从游牧社会，进入到宗法社会；由酋长政治到封建政治，一直延续下来。宗法社会中，以家庭为本位，而个人没有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宗法社会尊家长，重等级。在家庭伦理上则要求“孝”，推之国家则要讲“忠”。忠孝为宗法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宗法观念恶果有四：一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二窒碍个人的意识自由；三剥夺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四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的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新青年》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中国传统的宗法式家庭和家庭观念予以彻底的否定，表露出一个明显的倾向：欲效法西方文明，务必破除传统式的中国家庭观念和破坏封闭式的宗法家庭，实现婚姻家庭观念的现代转型。
　　（二）通过中国与西方道德观念的比较，直传新道德。

《《新青年》与现代中国文化形态转型(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