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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的人生哲学——王国维、鲁迅与叔本华、尼采


目录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三、一花两叶,同途殊归---王国维、鲁迅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

四、结语:“悲”的人生哲学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王国维和鲁迅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大人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他们各自学术思想和心路历程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的显学。不过有一个现象我一直感到很奇怪,就是尽管郭沫若早在六十年代就说:“我时常这样想,假如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学术界却绝少有人把将两者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撼。

    事实上,王国维和鲁迅之间有着很强的可比性。以经历而言,他们一个生于1877年,一个生于1881年,年龄只相差五岁。他们同样经历了苦闷而黑暗的少年时代,同在1898年离开他们的浙江故乡,一个前往上海,一个奔赴南京,又相继在1901和1902年东渡日本,先学自然科学,转而弃理从文,更同在赴日前后,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洗礼。他们的经历和境遇如此相似,而相似的经历和境遇却没有培育出相似的思想和灵魂。就在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的1927年,鲁迅却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坦然地高唱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仿佛是火中的凤凰,在壮烈的自焚中获得了鲜美光华的新生。思考王国维寂寞的自沉和鲁迅壮丽的新生所构筑的惊心动魄的对比,对于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必要而有益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比较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中“悲观主义”的一面,考察他们在“悲观主义”的“同一性”下所蕴涵的内在重大差别,以及在这种差别的诸多因素中,叔本华、尼采哲学所起的作用。我无意填补什么学术空白,也无法了解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只是觉得最近读书论坛高手如云、佳作迭出,许多话题越来越深,以至我时常有无从插嘴的感觉,可是又实在不甘心自绝于论坛和网友,加之此文又早对绿茶作过承诺,因此还是斗胆写它一写,权作无休无止的日常工作之外的自我娱乐也。为了不让水手兄感到头痛,我决定汲取《范宽》一文的教训,一概不加注释。是为引言。

    这部分比较枯燥。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在英语文献中,“悲观主义”(Pessimism)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哲学家暨诗人和评论家柯尔雪基(S.T.Coleridge)1795年的一封信中。而“悲观主义”作为哲学概念被广泛使用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事。在此之前,所谓“悲观”和“乐观”更多的只是单纯个体的体验和态度。与“悲观主义”相比,“悲观主义的”态度和理论的历史要源远流长得多,它甚至可以一直上溯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参见Pessimism and Optimism,The Encyclopedia of phylosophy,New York,1972,P114----121)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毫无疑问,在悲观主义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叔本华是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正是由于叔本华,“悲观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而我之所以把要研究的王国维的人生哲学称为“悲观主义”,就是因为王国维为寻求人生意义所求助、欣赏并付诸其人生理论与实践的是一种悲观主义哲学,即主要是叔本华哲学。王国维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到成为中国近代较为系统地宣扬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代表,这一切都是和他有选择性地接受了叔本华唯意志论以及建立在这种哲学之上的人生哲学分不开的。

    1、“情”投“意”合

    早在1903年,还在青春期的王国维就在《游通州湖心亭》和《来日二首》中写道:“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流露出了浓重的忧郁气质。这一气质的形成,往上可以追溯至其童年生活的不幸、少年时期家庭社会地位的低微、“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和其父王乃誉抑郁苦闷的人生观给他的影响。王国维26岁时(我是20岁时,嘿嘿)即“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这同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喜欢追索人生终级的形而上学问题以及自小深受东方文化(尤其是满楼兄关注的佛教)浸润的精神气质、知识背景与叔本华本人的精神气质、知识结构暗合有关。(叔本华多次强调说给予他一生以最强烈印象的,第一是眼前这个直观的世界,第二是康德哲学、印度教的神圣典籍《奥义书》和柏拉图哲学。关于叔氏的三种精神,参见陈家琪《叔本华:浪漫的有罪意识》,《德国哲学》第4辑。)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中,王国维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他称赞叔本华以“意志”为本体对形而上学的重建,指出了叔本华哲学强调只管的非理性主义特征(“叔氏之出发点在?惫邸醇粗?酢刀?辉诟拍?-----叔氏谓直观者乃一切真理之根本”),进而他指出叔本华把认识论的结论延伸到伦理学和美学,得出理性对道德的不生发原则并认为艺术领域的知识纯粹是直观的知识而不夹杂概念,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叔本华哲学的方法“无往而非直观主义也”。-----这都是为学术界所熟知的。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1、“情”投“意”合

    2、“命”、“性”、“理”的幻影

    王国维最初同其他近代思想家一样,是站在反对儒家道德宿名论的立场上接受西方唯意志论的。在编入《静庵文集》的《论性》、〈释理〉和编入〈静庵文集续编〉的〈原命〉、〈人间嗜好之研究〉等文章中,王国维通过考察中国传统哲学的“

命”、“性”、“理”等范畴,表明了自己反对儒家天命论的立场,同时也为他接受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王国维分析传统的“命”有两层含义:一是“言祸福寿夭之有命者谓之定命论Fatalism”,二是“言善恶贤不有之有命而一切动作皆有前定谓之定业论Determinism”(《原命》)。他对正统儒家“死生由命,富贵在天”那套粗俗的宿命论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经过科学和西方唯意志论洗礼的王国维十分自觉地突出了伦理学中“自由意志”和“定业论”(决定论)的矛盾。他说:

    “此二论之争论而不决者盖有由矣。盖从定业论之说,则吾人对自己之行为无丝毫之责任,善人不足敬而恶人有辞矣,从

《“悲”的人生哲学——王国维、鲁迅与叔本华、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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