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

bsp; 由的，东方人天生就是奴隶”的种族偏见，深深地影响了18世纪以来知名度最高的一批  西方学者。孟德斯鸠说：“支那者，专制之国也，其治制以恐怖为之精神”(注：《孟  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0页。)；“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  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9页。)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致力于对中国  社会作经济政治分析，分别从自给自足的农业村社与专制制度的关系、皇帝作为惟一的  土地所有者与法律对私有财产的限制，以及行政机关干预社会经济运作、不存在各种得  到传统和公众舆论支持的可以同专制君主相抗衡的独立的社会机构来保护个人不受政府  掠夺等方面，来揭露中国社会亘古不变的奥秘。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目标是“自由”  ，而东方从古到今只知道“一个”是自由的，最不可思议的是“连学者也要服从皇帝的  命令”。而M·韦伯则干脆断言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走向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他们都一致  认为，亚细亚制度没有内部的动力，必须依靠引进外面的因素向它提供动力，依靠外国  资本的侵入才能使这种制度的静止状态归于结束，中国只能“被现代化”。
　　侯外老并不否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具有合理性，不否认“东方  专制主义”对于社会发展的严重阻滞作用，但他决不同意只有靠外力、靠外国资本主义  的入侵才能改变中国的观点。他认为，从16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  资本主义社会，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解体过程，没有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  从16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中国的历史从这时起已经处于封  建社会解体的缓慢过程中，“城市对农村的矛盾、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矛盾，以及手  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的矛盾，总括而言之，个体经济的自由经营对由法律固定下来的封建  特权所依存的土地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了。”(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  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侯外老引用顾炎武《天  下郡国利病书》中的《歙县风土论》，来说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历史变革性的转折步骤  ，看中国的资本生活史从“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到“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  的发展状况；又引《吴江县志》、《震泽县志》、《苏州府志》，来阐述资本主义萌芽  发达地区的阶级关系、风俗民情、价值观念变化的情况。
　　侯外老也并不否认中国历代专制皇权对人民的自由权利的剥夺和对自由精神的摧残。  然而，他深知，被锁链系缚着的正是反抗的奴隶；一部中国史，并非如西方学者所说“  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在那些充当皇帝的奴仆的学者之外，还有  许多不肯服从皇帝的命令的学者。因此，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他除了努力发掘中国  历史上的“异端”思想以外，特别重视揭示16世纪以来中国的进步学者反对专制蒙昧、  争取自由权利的心路历程。他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或《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正是先进的中国学者争取自由的心路历程之写照。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在1959～1962年  极“左”思潮盛行之时，他却着力于研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寻索其在“笔墨之外  ”的“有讥有托”的曲意。在《论汤显祖剧作四种》一书中，他表彰汤显祖“对于黑暗  现实的抗议”，表彰敢于仗义直言、敢于为民请命的豪杰之士，揭露皇权官僚专制主义  的制度性的腐败，谴责假道学“对于黑暗世界装上了鲜丽的花朵，而其本质却使世界历  史的发展格而不通”；与此同时，又讲到了“大儒大侠惟患天下人有生而无食”，讲到  了“免除贫困和欺压的人权思想”等等。对于汤显祖的研究，既表现了侯外老的独立人  格和批判精神，寄托着他情之所钟的自由理想，同时也为“早期启蒙说”提供了新的有  力证据。“早期启蒙说”证明，在中国人当中，并不缺乏对于公开地自由地运用其理性  的权利的追求，任何否认中国人同样应该享有人类的普遍价值、把中国人看做“天生的&

nbsp; 奴隶”的种族论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之统合的研究，通过把16～19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放到世界  历史的总范围内来加以考察，把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统一起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史观和世界历史理论。
　　在侯外老提出“早期启蒙说”以前，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中，普遍主义与  特殊主义两种倾向呈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之势。梁启超、胡适之的论学思路，明显地倾  向于普遍主义，即都有一个基本的预设：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人类的官能心理是相通  的，故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条件下就会产生出大致相同的思潮和思想学派。所以他们都把  清代学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相比拟。与此不同，钱穆先生的思路则是特殊主义  的，他强调中国自有中国道理，与西方截然不同，尤其痛恶“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  ，强调学者当以“得君行道”为职志；因此，讲“近三百年”学术史，就只能按传统学  术的思路讲，诸如程朱派与陆王派之争、汉学与宋学之争等等，目的是“唱风教，崇师  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
　　这种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分歧，实际上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界性争论在中国特定历  史条件下的表现：从16世纪以来的“科学—理性”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皆以强调各  民族文化的共性和发展进化的一般规律为特征，从意大利学者维科到法国的百科全书派  ，从黑格尔到摩尔根、孔德、斯宾塞，全都持普遍主义的、单线演化论的观点；而19世  纪后期产生的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中的鲍厄斯学派，则强调各民族文化  的多元性，否认进化发展和一般规律。这场争论至今也没有完结。
　　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之统一的研究，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立在对各民族社会  发展的特殊历史途径的认识的基础上，把思想文化进步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立在对文化的  多元存在和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是侯外庐先生的一大理论贡献。
　　侯外老是在首先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史以后再来研究近世社会及其思想学  说史的。他发现，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虽然是希腊、罗马、日耳曼和中国社会发展  遵循的普遍规律，但进入文明的具体途径却有不同，因而有“古典的古代”、“日耳曼  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区别。“古典的古代”遵循的是由家族到私有制到国家  的途径，氏族制的枷锁被彻底摧毁；而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则遵循的是由家族到国家、  “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途径，是在保留氏族公社的基础上进入文明的，“死的抓住  活的”，古代文明的形成长期处于难产状态之中。“其思想发展的特征是由畴官世学而  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由缙

《“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