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

绅先生的诗书传授而开创私学的孔墨显学，由孔墨之学而百  家并鸣之学，以至古代思想的没落。氏族制的遗留，规定了国民思想的晚出。对应于希  腊古代探究宇宙根源的智者气象，在中国则为偏重伦理道德的贤人作风。”(注：侯外  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26、259～260页。)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这种“死的抓住活的”的情形，影响到汉代以后的中古社  会，更影响到了中国的近代。侯外老认为，16世纪以来的中国，既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  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又在发展过程中未能走进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关键在于旧  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影响太深，新的因素十分微弱，这即是如马克思说的，既为旧  的所苦，又为新的发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活的。资本主义要排斥身份性的人格依附，  然而封建主义的顽强传统又要维持这样的人格依附；商业有多大的分解作用，首先是依  存于旧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活的东西要冲破死的，而死的东西还在束缚着活  的——这就是16、17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变化的实际情形。这种情形反映在思想上，就表  现为早期启蒙学者的思想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旧的传统的束缚。
　　侯外老晚年反复致意：“从古代文明的难产到近代文明的难产，说明旧的传统是阻碍  历史前进的巨大惰力。这是中国历史的特点，也是我们应当认识的国情。”(注：侯外  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26、259～260页。)在侯外老看来，如果说  中国有什么“特殊国情”的话，就在于旧的传统的势力太过强大，而这恰恰又是根源于  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特殊历史途径及由此而形成的特殊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的坚固  性强有力地抵御着商品经济对它的分解作用。“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如此紧密相  关!侯外老积一生之追求和思考所凝结成的这一深刻思想，值得我们反复咀嚼、认真记  取。
　　　　　　三
　　侯外庐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但关于“早期启蒙说”的争议仍在继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反思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潮流。启  蒙学者的学说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质疑、诘难，甚至是非常严厉的批评。如何看待这  一思潮?我们认为，对于启蒙，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进行反思，而在于如何反思、怎样反  思。人类的认识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不断地对既往的思想文化进行反思的结果。启蒙  作为近代人类历史上一场巨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其思想内容具有非同寻常的广袤性和复  杂性，不仅在不同的民族中具有不同的特征，即使在同一民族中的不同学者们那里，思  想倾向也不尽相同。英国与法国不同，法国与德国不同；同在法国，伏尔泰与卢梭不同  ；同在德国，康德与黑格尔不同。在世界性的启蒙反思中，卢梭的“人民主权论”的理  论失误和黑格尔的国家崇拜受到了深刻的批评，我们就认为这种批评是正确的，也是及  时的和必要的。
　　然而，在“启蒙反思”中，还有另外一种倾向，即借反思启蒙来质疑乃至推翻启蒙运  动所确立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麦金太尔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者。他认为权利(自由)  、公正(平等)、宽容(博爱)、和平(秩序)等启蒙理念不过是一种先验的

假设，从来无法  用经验事实和实证方法来加以证实。这种“用启蒙的武器反对启蒙自身”的论证手法，  逻辑地将启蒙的理念引入无法论证的“失败”境地。由此，“启蒙失败论”便迅速蔓延  到了伊斯兰世界和东亚世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拒斥启蒙理念的鼓噪亦甚嚣  尘上。在一些人的眼中，侯外庐先生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的研究正如关于中国资本主  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一样是“伪问题”，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历史研究要完全拒斥西方的概  念和学理，实现彻底的“本土化”。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在中国，已经有学者奋笔撰文  来批评“启蒙反思”中的这种错误倾向。例如吴冠军先生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通  过阐说康德的启蒙遗产，对麦金太尔的“启蒙失败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注：吴冠  军：《什么是启蒙》，《开放时代》2002年第4期。)
　　康德是启蒙理念的坚定捍卫者。他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除了  自由之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一切可以称为自由的最无害的自由，就是在一切  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4页。)诚然，“天赋人权”的原则是先验的，在以往的人  类历史上是得不到经验事实的论证的，但在康德看来，它却是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实  践理性通过“自由”概念来为人类社会提供先验法则。实践理性所确立的第一条绝对命  令就是：应该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法则永远能够成为普遍的道德律。也就是说，如果你  不想被剥夺自由权利，那么你就不要剥夺他人的自由权利；如果你不想被别人当做工具  ，那么你就不要把别人当作工具。权利的普遍原则就是从这条最高的道德律中所推出：  权利乃是以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每个别人的自由协调一致为条件，即人人自由而不得侵  害他人之自由。因此，尊重人权乃是道德的绝对命令，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最基本的  条件。只有尊重人权，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世界的“永久和平”。通过以上论证，康  德捍卫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平的启蒙理念，用康德的思想来驳斥麦金太尔等人对启  蒙理念的挑战，无疑是十分有力的。当然，康德的思想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不过，我们还应看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是启蒙理念的忠实捍卫者，是启蒙理  念的更为强有力的论证者。康德是以人的内心的实践理性为人类自身立法，马克思则直  接以人类的历史实践为人类自身立法。从人类的实践中，马克思看到人的本质在于自由  自觉的活动，而启蒙理念正是人类历史实践发展到近代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怒斥普鲁士  政府的书报检查令，宣传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地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权利；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热烈地呼唤：“(启蒙)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德国)  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他的社会理想  是以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的一切人的全面发展——恩格斯曾一再强调，这句话是  全部马克思学说的根本精神所在。马克思在论述中国的未来时，憧憬着中国的万里长城  上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  社1953年版，第189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在实践中千百万次地重复着各种  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启蒙者的理念正是人类长期历史实  践的结果，是人类的历史实践赋予了启蒙理

《“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