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
蓟下烽烟笔仗雄，胸悬北斗气如虹(注：“蓟下”指北平：“烽烟……”指20世纪30年 代侯外老与李达老、吕振羽等在社会史论战与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因胸怀北斗，所以 意气如虹。)。
洞观古史知难产，发掘新芽续启蒙(注：“洞观”、“难产”句，指侯外老对“亚细亚 生产方式”的独特解释，阐明中国古代的“维新”道路延至近代的“难产”。“发掘” 句，发掘早期启蒙是为了继志前驱，加速现代启蒙。侯外老一生笔仗，都在开辟中国现 代化的特殊道路。)。
细案船山昭学脉，钟情四梦寄幽衷。
百年风雨神州路，永记前驱播火功。
为纪念侯外庐先生(1903～1987)百年诞辰，小诗致颂，辞难达意。
侯外老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史学的诸多领 域都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40年代在重庆，他以学者兼战士的 “红色教授”身份，在反击当时国内外反动思潮的斗争中，笔剑纵横，敢破敢立，功绩 卓著。解放后，他对新中国史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材培养，尤其是“中国思想通史”的拓 荒耕耘，更是成果辉煌，学林共仰。侯外老以其“通古今之变”的中国社会史观，提出 “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两个之际)的社会转型期，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 特点，并以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特有的“早期启蒙说”以及 中国近现代化的“难产说”，卓然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在国际上，他被看做是“世界一 级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者”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历史科学的少数高水准理论家 之一”。在国内，他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中的一面光辉旗帜。
但是，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他的学术思想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却被人们视为不合时宜 。20世纪30～40年代，苏俄、日本所谓新史学以及国内新理学、新心学、新国史诸派风 行学界，他不合时宜；20世纪50～70年代，他的思想又受到“左派”理论家的排斥，甚 至被视为“异端”，依然是不合时宜；90年代至今，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流行国中， “消解启蒙心态”的声音仿佛成了主流学术话语，他的思想同样是不合时宜。
然而，正是这“不合时宜”，凸显了执著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侯外老 始终在那变幻无常的政治风雨中保持着对于真理的“韧的追求”，保持着一个创造性的 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活力，他以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和不肯曲学阿世的崇高人格，赢得 了一切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价值的学者们的拳拳服膺和衷心敬仰。侯外老的著作，哺育了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史学研究者。如今，虽然不少随波逐流的人们漠视侯外庐先生的学说 ，虽然他的“早期启蒙说”成了摩登的后现代派学者们消解的对象，但我们仍然在此庄 严地宣称：我们自愿继承侯门学脉，自愿接着侯外老的启蒙说往下讲。
一
启蒙，是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主题。启蒙的核心是“人的重新发现”，是确立关于 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特别是确认每一个人都有公开地自 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并且以人道主义原则为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原则和普世伦理的 底线，反对任何形态的人的异化。在世界范围内，这一历史进程至今也没有完结。启蒙 与反启蒙，人道与反人道，始终在各种五光十色的思想旗号下进行着激烈的抗衡和交锋 。
侯外老的“早期启蒙说”，确立于他在抗战期间写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一书， 该书于1945年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1947年改名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由上海生活 书店再版。50年代中期，又将其中从明末到鸦片战争前的部分单独修订成书，改名为《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列为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第五卷。1959年，侯外庐先 生又发表了《王廷相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李贽的进步思想》(与邱汉生先生合作) 、《十六世纪中国的进步的哲学思潮概述》等文章，将早期启蒙思潮的产生上推到16世 纪的中叶(明朝嘉靖年间)。1960年问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的第21～27章， 写的就是16世纪的中国思想。完整地理解侯外庐先生的观点，中国的“近世”或“近代 ”的上限当断于16世纪，而早期启蒙思想史，也当从16世纪开始，而不是从17世纪开始 。
“早期启蒙说”的提出，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大发现，一大创见，具有十分重大的 学术价值。
第一，它为我们提供了16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生历史性异动的大量第一手材 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拓荒之作。
科学地论定16～19世纪中国社会时代思潮的性质，以及这一时代思潮与同时段的西方 思潮是否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首先并不是一个理论思辨的问题，而是一个科学实 证的问题，一个需要拿证据、不是拿个别的偶然的证据、而是大量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 证据的问题。
侯外老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自序》中说：“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仅‘朴实 ’二字。”他是从大量无可置疑的第一手资料出发，从精读原著、精研每一个个案入手 ，来作通观全体之研究，从而作出“启蒙”性质的论断的。他研究得最精深的是王船山 ，作《船山学案》；由此下行，精研各时段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集个案研究而成宏篇巨 帙，遂有从王船山至王国维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和从 王船山至龚自珍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然后又从王船山向上追溯，精研王艮、何 心隐、李贽、王廷相、罗钦顺、吕坤及东林学派诸个案，肯定这一时期的进步思想已开 17世纪启蒙思潮之先河。
“早期启蒙说”决非有意抬高古人学说的价值，而是以严格的科学研究的态度所得出 的结论。对于以个人的好恶去肆意抬高古人、以古人的学说与西欧近代思想作牵强附会 之比较者，侯外老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他曾经列举了学界的种种错误倾向而予
第 《“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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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观古史知难产，发掘新芽续启蒙(注：“洞观”、“难产”句，指侯外老对“亚细亚 生产方式”的独特解释，阐明中国古代的“维新”道路延至近代的“难产”。“发掘” 句，发掘早期启蒙是为了继志前驱，加速现代启蒙。侯外老一生笔仗，都在开辟中国现 代化的特殊道路。)。
细案船山昭学脉，钟情四梦寄幽衷。
百年风雨神州路，永记前驱播火功。
为纪念侯外庐先生(1903～1987)百年诞辰，小诗致颂，辞难达意。
侯外老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史学的诸多领 域都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40年代在重庆，他以学者兼战士的 “红色教授”身份，在反击当时国内外反动思潮的斗争中，笔剑纵横，敢破敢立，功绩 卓著。解放后，他对新中国史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材培养，尤其是“中国思想通史”的拓 荒耕耘，更是成果辉煌，学林共仰。侯外老以其“通古今之变”的中国社会史观，提出 “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两个之际)的社会转型期，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 特点，并以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特有的“早期启蒙说”以及 中国近现代化的“难产说”，卓然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在国际上，他被看做是“世界一 级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者”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历史科学的少数高水准理论家 之一”。在国内，他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中的一面光辉旗帜。
但是，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他的学术思想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却被人们视为不合时宜 。20世纪30～40年代，苏俄、日本所谓新史学以及国内新理学、新心学、新国史诸派风 行学界，他不合时宜；20世纪50～70年代，他的思想又受到“左派”理论家的排斥，甚 至被视为“异端”，依然是不合时宜；90年代至今，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流行国中， “消解启蒙心态”的声音仿佛成了主流学术话语，他的思想同样是不合时宜。
然而，正是这“不合时宜”，凸显了执著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侯外老 始终在那变幻无常的政治风雨中保持着对于真理的“韧的追求”，保持着一个创造性的 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活力，他以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和不肯曲学阿世的崇高人格，赢得 了一切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价值的学者们的拳拳服膺和衷心敬仰。侯外老的著作，哺育了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史学研究者。如今，虽然不少随波逐流的人们漠视侯外庐先生的学说 ，虽然他的“早期启蒙说”成了摩登的后现代派学者们消解的对象，但我们仍然在此庄 严地宣称：我们自愿继承侯门学脉，自愿接着侯外老的启蒙说往下讲。
一
启蒙，是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主题。启蒙的核心是“人的重新发现”，是确立关于 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特别是确认每一个人都有公开地自 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并且以人道主义原则为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原则和普世伦理的 底线，反对任何形态的人的异化。在世界范围内，这一历史进程至今也没有完结。启蒙 与反启蒙，人道与反人道，始终在各种五光十色的思想旗号下进行着激烈的抗衡和交锋 。
侯外老的“早期启蒙说”，确立于他在抗战期间写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一书， 该书于1945年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1947年改名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由上海生活 书店再版。50年代中期，又将其中从明末到鸦片战争前的部分单独修订成书，改名为《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列为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第五卷。1959年，侯外庐先 生又发表了《王廷相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李贽的进步思想》(与邱汉生先生合作) 、《十六世纪中国的进步的哲学思潮概述》等文章，将早期启蒙思潮的产生上推到16世 纪的中叶(明朝嘉靖年间)。1960年问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的第21～27章， 写的就是16世纪的中国思想。完整地理解侯外庐先生的观点，中国的“近世”或“近代 ”的上限当断于16世纪，而早期启蒙思想史，也当从16世纪开始，而不是从17世纪开始 。
“早期启蒙说”的提出，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大发现，一大创见，具有十分重大的 学术价值。
第一，它为我们提供了16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生历史性异动的大量第一手材 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拓荒之作。
科学地论定16～19世纪中国社会时代思潮的性质，以及这一时代思潮与同时段的西方 思潮是否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首先并不是一个理论思辨的问题，而是一个科学实 证的问题，一个需要拿证据、不是拿个别的偶然的证据、而是大量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 证据的问题。
侯外老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自序》中说：“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仅‘朴实 ’二字。”他是从大量无可置疑的第一手资料出发，从精读原著、精研每一个个案入手 ，来作通观全体之研究，从而作出“启蒙”性质的论断的。他研究得最精深的是王船山 ，作《船山学案》；由此下行，精研各时段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集个案研究而成宏篇巨 帙，遂有从王船山至王国维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和从 王船山至龚自珍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然后又从王船山向上追溯，精研王艮、何 心隐、李贽、王廷相、罗钦顺、吕坤及东林学派诸个案，肯定这一时期的进步思想已开 17世纪启蒙思潮之先河。
“早期启蒙说”决非有意抬高古人学说的价值，而是以严格的科学研究的态度所得出 的结论。对于以个人的好恶去肆意抬高古人、以古人的学说与西欧近代思想作牵强附会 之比较者，侯外老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他曾经列举了学界的种种错误倾向而予
以批 评，指出：“有因爱好某一学派而个人是非其间者；有以古人名词术语而附会于现代科 学为能事者；有以思想形式之接近而比拟西欧学说从而夸张中国文化者；有以历史发展 的社会成分，轻易为古人描画脸谱者；有以研究重点不同，执其一偏而概论全盘思想发 展的脉络者；有以主观主张而托古以为重言者。凡此皆失科学研究之态度。”(注：侯 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侯外老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极力避免他所 批评和反对的以上错误倾向的。他的结论是从材料中得来，而不是先预设一些原则，然 后再去寻找材料，所以他才说他的研究方法“仅‘朴实’二字”。对于那些否定“早期 启蒙说”的人们而言，侯外老对大量的史料的朴实引证，永远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大障 碍。不正视这些史料，而空诬为“伪问题”，足见其学风浮躁而已。
第 《“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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