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律所得到的权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又在逐步失去。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束缚，社会上，包括妇女自身，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存在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即将前者理解为“向男看齐”，将后者片面地等同于妇女走上社会参加工作，担任公职，等等。此类观点的产生源于政府常年实行的以男子的状况为基准的对妇女加以保护的政策，它所导致的妇女自立能力差、依赖性强、女性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薄弱等问题在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放松的情况下逐渐暴露。
当代中国女性不容乐观的生存状态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随着国门再次渐渐打开，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女性主义思想很快便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此时，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的高潮已近尾声，但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声音日趋洪亮，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业已显露无疑。中国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又一场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两性平等”也走出沉重的政治意义，女性的生存状况就像女性时装一样，摆脱了千篇一律的“蓝蚂蚁”（Blue Ants）。
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来，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研究一样，中国国内许多高校相继成立了许多妇女问题研究机构，如杭州大学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人民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等等，女性主义思想也与其他许多学科相融合，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女性主义”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简单的模拟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的流变过程：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来自西方，因而许多研究的理论依据出自西方学者；但与同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其他思想一样，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近百年的起伏过程里，也被烙上了明显的“中国印”。
女性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是作为一种边缘的、非主流的思想而存在的，加之中国缺乏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文化背景，又造成了今天的这样一种悖论：虽然新中国的成立携带着妇女浮出历史的地表，宣布了妇女的“解放”，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思想还未深入人心。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强化使妇女的受压抑合法化甚至制度化，长期被压抑、受歧视的地位使不少妇女自然形成了对自己性别角色的茫然和抗拒，相当多的妇女至今仍未明白从性别的角度接受解放意味着什么，而一个对于自身解放缺乏足够认识和心理准备的群体来说是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主体意识来的。
第二节 声色喧哗中的智者反思
——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对接
“既然女性主义者的斗争已经使女性赢得了几乎所有的正式公民平等权，此时所凸显出来的对立就是，依照男性形象塑造而成的平等与女性作为女性所应有的真正社会地位之间的对立。”
——卡洛尔•佩特曼（1983）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日趋成熟，进入到多学科相互融合的多元化发展时代。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女性主义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导入，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一、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两种批判视域
目前，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视域：一种秉承女性主义的传统批判路线，认为当今媒介中尽管充斥着各类各色的女性形象，但它们并未展示出真实的女性生活，男权话语主导下媒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充满了忽视、偏见和歪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新闻已经出现了“女性化”的表象，但它所掩盖的却是更加隐蔽的性别不平等的实质。这两种观点视角不同，却都反映出性别话语权力的争夺与重新分配是新闻传播活动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出发点和重要领域。
1. 新闻传播中的女性形象批判
女性主义鲜明地表现出它对大众传媒中展现出的性别成规（stereotype）的批判态度。在塔什曼编著的《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一书中，就对“女性在媒介中如何被描绘”的议题给予了很大的重视，这就是早期的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它发展至今，成为女性主义最为通行的一种研究视角，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分析之中。
比较常见的包括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媒介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肥皂剧（电视连续剧）及MTV中的女性形象分析等。实际上，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是一种文本分析，它较多的采用了文学批评中典型形象分析的方法，从性别权力的结构观点出发，对大众传媒中所表现出的与女性有着特殊关系的文本加以分析、归纳，从中观照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独特位置，并探寻构成这种文本的内在机制。
2. 传媒“女性化”趋势的研究
约翰•哈里特在《从权力到识别：大众新闻与后现代性》中就认为“女性化”是后现代新闻报道的基本特征之一[9]。例如，1997年黛安娜王妃罹难事件亦使《泰晤士报》改变了传统的“硬新闻头版”，采用“女性化、性化和个人化”的头版；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报道中以女性人物及女性问题为主题的内容比例从七十年代的2.9％上升到2002年的11％[10]。
表面上看，在“传媒女性化”趋势之下，女性人物和女性话题在媒介报道中频繁出现，占尽风头，甚至整个社会的审美习惯都随之“阴柔化”起来，但进入到社会文化层面分析，在西方新闻报道中出现最多的女性基本是“刑事案件和灾难性的受害者、某位重要男性的亲属、娱乐界或体育界的明星”，这三类女性的定位都是以男性为坐标，处处体现出男性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这种“女性化”的真相“实际上是女性在媒介中被边缘化和私人化，并在男性视域里受到更大的文化贬抑” [11]。
二、女性主义思想进入中国新闻 《（推荐）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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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女性不容乐观的生存状态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随着国门再次渐渐打开，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女性主义思想很快便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此时，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的高潮已近尾声，但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声音日趋洪亮，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业已显露无疑。中国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又一场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两性平等”也走出沉重的政治意义，女性的生存状况就像女性时装一样，摆脱了千篇一律的“蓝蚂蚁”（Blue Ants）。
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来，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研究一样，中国国内许多高校相继成立了许多妇女问题研究机构，如杭州大学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人民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等等，女性主义思想也与其他许多学科相融合，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女性主义”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简单的模拟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的流变过程：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来自西方，因而许多研究的理论依据出自西方学者；但与同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其他思想一样，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近百年的起伏过程里，也被烙上了明显的“中国印”。
女性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是作为一种边缘的、非主流的思想而存在的，加之中国缺乏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文化背景，又造成了今天的这样一种悖论：虽然新中国的成立携带着妇女浮出历史的地表，宣布了妇女的“解放”，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思想还未深入人心。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强化使妇女的受压抑合法化甚至制度化，长期被压抑、受歧视的地位使不少妇女自然形成了对自己性别角色的茫然和抗拒，相当多的妇女至今仍未明白从性别的角度接受解放意味着什么，而一个对于自身解放缺乏足够认识和心理准备的群体来说是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主体意识来的。
第二节 声色喧哗中的智者反思
——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对接
“既然女性主义者的斗争已经使女性赢得了几乎所有的正式公民平等权，此时所凸显出来的对立就是，依照男性形象塑造而成的平等与女性作为女性所应有的真正社会地位之间的对立。”
——卡洛尔•佩特曼（1983）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日趋成熟，进入到多学科相互融合的多元化发展时代。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女性主义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导入，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性别与传播”话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最早是在1977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在该刊当年的年度索引中开始有了“少数群体”（minorities）这一分类，女性与黑人、亚裔等都归入该类别。1978年,——美国传播学女学者盖尔·塔什曼与他人合作出版的论文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出版，这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该论文集主要讨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女性在媒介中如何被描绘；二是媒介中工作的女性。从这本书开始，女性在大众传播中的形象问题开始被认为是重要的问题。时至今日，尽管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仍是有关“性别与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女性主义观点却已应用到媒介研究的广泛领域之中，与传播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媒介消费现象分析、传者与受众研究等思想与方法相互激荡。
一、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两种批判视域
目前，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视域：一种秉承女性主义的传统批判路线，认为当今媒介中尽管充斥着各类各色的女性形象，但它们并未展示出真实的女性生活，男权话语主导下媒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充满了忽视、偏见和歪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新闻已经出现了“女性化”的表象，但它所掩盖的却是更加隐蔽的性别不平等的实质。这两种观点视角不同，却都反映出性别话语权力的争夺与重新分配是新闻传播活动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出发点和重要领域。
1. 新闻传播中的女性形象批判
女性主义鲜明地表现出它对大众传媒中展现出的性别成规（stereotype）的批判态度。在塔什曼编著的《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一书中，就对“女性在媒介中如何被描绘”的议题给予了很大的重视，这就是早期的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它发展至今，成为女性主义最为通行的一种研究视角，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分析之中。
比较常见的包括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媒介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肥皂剧（电视连续剧）及MTV中的女性形象分析等。实际上，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是一种文本分析，它较多的采用了文学批评中典型形象分析的方法，从性别权力的结构观点出发，对大众传媒中所表现出的与女性有着特殊关系的文本加以分析、归纳，从中观照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独特位置，并探寻构成这种文本的内在机制。
2. 传媒“女性化”趋势的研究
约翰•哈里特在《从权力到识别：大众新闻与后现代性》中就认为“女性化”是后现代新闻报道的基本特征之一[9]。例如，1997年黛安娜王妃罹难事件亦使《泰晤士报》改变了传统的“硬新闻头版”，采用“女性化、性化和个人化”的头版；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报道中以女性人物及女性问题为主题的内容比例从七十年代的2.9％上升到2002年的11％[10]。
表面上看，在“传媒女性化”趋势之下，女性人物和女性话题在媒介报道中频繁出现，占尽风头，甚至整个社会的审美习惯都随之“阴柔化”起来，但进入到社会文化层面分析，在西方新闻报道中出现最多的女性基本是“刑事案件和灾难性的受害者、某位重要男性的亲属、娱乐界或体育界的明星”，这三类女性的定位都是以男性为坐标，处处体现出男性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这种“女性化”的真相“实际上是女性在媒介中被边缘化和私人化，并在男性视域里受到更大的文化贬抑” [11]。
二、女性主义思想进入中国新闻 《（推荐）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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