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魅力的“苗条身材”；通过“偷换健康概念”、“营造苗条暴政”、“以身材歪曲人格”、“渲染色、性”、“制造神话误导消费”等4个方面构建病态的苗条文化，论证了大众传媒在男权文化控制和操纵女性身体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的理论观点。
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分析，都传达出了相似的话语意义：大众传播通过提供信息环境形成意见气候，来制约社会心理和影响舆论；广告通过金钱在相当程度上垄断了信息环境，它们和大众传媒中那些受到“严格”把关的、具有权威意义的信息内容同登“大雅之堂”，成为垄断信息环境的社会权利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的结合不仅“推销物品”，并且和大众传媒中其它的信息一起“创造意义的结构”。
《正视现实、正确评价、正面引导——中国大陆广告传播与女性问题的相关研究》[17]一文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第八届中国广告节中获奖的178则电视广告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各相关指标的数据化分析，并得出结论：虽然中国大陆广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大陆女性的现实生存和生活状态、女性的性格魅力和时代气息、女性较高的社会化程度和社会适应性，并体现了现代女性的未来走向，但是广告作品在塑造和建构女性形象时仍然存在着男性主宰的话语环境特征，且表现出“性别角色表达传统化、社会角色展现外型化、审美评价相对模式化、群体位置弱势化”等问题。
第二，对近年来较有影响的电视连续剧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也是媒介中女性形象研究的重头戏.它通过阅读和考察电视叙事中的女性形象，使我们接近于理解当代女性在新形势下的权利要求以及这种要求所隐含的矛盾和危机。
《新女性的神话：重新拥有自己——95电视剧女性形象评述》[18]中指出：“开始于80年代初期的女性试图重新拥有自身的努力以及对女性性别的强凋，在90年代初期发展为对女性性别角色的道德诉求。”许多研究者以近年来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中的女性形象为文本，分析其中的“新女性”形象，如《刻意挖掘当代中国女性的精神境界——电视剧<中国空姐>中的“女性意识”读解》[19]、《阅尽人间春色——电视连续剧<全家福>的女性形象》[20]、《近几年电视剧中女性意识管窥》[21]等文章。新女性形象的出现一定和某些现实性背景有关。这里所谓现实性背景，大约就包含了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对于自身命运的思考。事实上，女性重新发现自我和自身价值，找回失落了的女性性别，并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肯定女性本质，是一件令今日中国妇女非常激动的事。
但是同时，研究者也意识到这些电视剧的绝大部分都是由男性叙事完成的事实。也就是说，和女性在生活中或叙事中所表达的不同，男性叙事中的女性形象总是通过男人的眼睛看出来并用男人的话语说出来的。由此可见，女性形象在这里依然是被动地由男性话语支配的，依然没有摆脱被写的命运以及在两性关系格局中不平等的位置。
即使是在某些女性导演指导下的电视连续剧，也曲折的反映出了这一事实。《李少红电视剧女性意识两重性的文化学透视》一文对女导演李少红执导的三部电视连续剧《雷雨》、《大明宫词》和《橘子红了》进行了辨证的剖析：“人们常说,男人讲生存之道,女人写生命之真。悲叹人生的喜怒哀乐、婚姻爱情的酸甜苦辣是女性艺术家所钟爱的题材选择，这些题材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对社会的一种感受。”但是“对于女性应怎样,爱情是什么等,理性思考往往不够深入和充分。在表现自己的生存空间、人格体验时女性艺术家更多地把艺术当作心灵的释放,因此,她们的追求往往在感性的冲击下变得既虚幻又不坚定,其女性意识甚至不自觉地在公众意识的同化中消融。” [22]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电视剧在其叙事中对女性形象的新开拓，所表达的仍然是一种“女性重新拥有自身”的性别神话，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这种性别神话的广泛流传，有可能将“分量厚重的题材变成了通俗、言情的风月故事”，以温婉缠绵的所谓“女人味”掩盖或者忽略妇女的实际生存状况。
第三，对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文章虽然不多，但却很有分量，代表了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因此本文特地提出并加以评述。
1995年为了了解妇女在中国新闻媒介中的地位，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首次组织了对中国主要报纸头版版面的内容分析，分析的报纸为1992年12月份和1993年12月份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国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和《文汇报》。分析了这9家报纸1993年12月份的头版内容，统计结果是：《文汇报》有女性出现的报道最多，为17.6％，《中国日报》有女性出现的照片最多，为 44％，女性署名文章最多的也是《文汇报》，占34.1％，有女性出现的报道最少的仍为《经济参考报》，不足1％，《中国青年报》有女性出现的照片最少，不足1％，女性署名记者比例最低的是《人民日报》，为10％。[23]
1998年徐媛在《女性在新闻中的存在——关于八家主导报纸新闻版新闻的研究报告》中，通过研究八家全国发行的重要报纸的新闻报道,分析主导报纸中新闻人物（新闻参与者）,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描述当前我国主导报纸中有关女性报道的现状,包括与男性相比较报道的比例、年龄和社会身份分布、在被报道事件中的作用等,并用性别视角考察这些指标所反映的媒介现实中女性的比例是否合理和平衡、是否存在和强化角色陈规定型等现象,为促使新闻报道朝着有利于妇女发展的方向变化提供了依据。她指出，我国的主流媒介对女性的报道的问题主要是:“女性新闻人物出现较少,有关她们的职业/身份也不尽合理和平衡；社会性角色以男性为主、家庭性角色以女性为主；权威性角色男性垄断,女性滞留在传统性辅助性角色中。” [24]由新闻报道所反映出的媒介现实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女次”的性别角色分工,在客观上起着强化角色陈规定型的作用。
刘伯红运用性别观点,对部分报刊性与暴力内容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在这些报刊描写性与暴力的内容中,女性形象首当其冲地受到不同程度地歪曲和丑化,其负
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媒介中女性形象的研究，仅仅认识到媒介中女性形象被扭曲的事实是不够的，它在揭示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同时，同样对女性主义研究提出了更深入的要求。
2. 女性传者研究
这一类研究主要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种视角：关于中国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现状的探讨和关于中国妇女媒介的发展分析。
第一，宏观视角的样本文章多用调查数据作为论证基础，虽然数量不多，却具有相当的高度与说服力。
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课题组于1994年4月至1995年6月，在全国除台湾省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 《（推荐）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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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分析，都传达出了相似的话语意义：大众传播通过提供信息环境形成意见气候，来制约社会心理和影响舆论；广告通过金钱在相当程度上垄断了信息环境，它们和大众传媒中那些受到“严格”把关的、具有权威意义的信息内容同登“大雅之堂”，成为垄断信息环境的社会权利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的结合不仅“推销物品”，并且和大众传媒中其它的信息一起“创造意义的结构”。
《正视现实、正确评价、正面引导——中国大陆广告传播与女性问题的相关研究》[17]一文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第八届中国广告节中获奖的178则电视广告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各相关指标的数据化分析，并得出结论：虽然中国大陆广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大陆女性的现实生存和生活状态、女性的性格魅力和时代气息、女性较高的社会化程度和社会适应性，并体现了现代女性的未来走向，但是广告作品在塑造和建构女性形象时仍然存在着男性主宰的话语环境特征，且表现出“性别角色表达传统化、社会角色展现外型化、审美评价相对模式化、群体位置弱势化”等问题。
第二，对近年来较有影响的电视连续剧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也是媒介中女性形象研究的重头戏.它通过阅读和考察电视叙事中的女性形象，使我们接近于理解当代女性在新形势下的权利要求以及这种要求所隐含的矛盾和危机。
《新女性的神话：重新拥有自己——95电视剧女性形象评述》[18]中指出：“开始于80年代初期的女性试图重新拥有自身的努力以及对女性性别的强凋，在90年代初期发展为对女性性别角色的道德诉求。”许多研究者以近年来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中的女性形象为文本，分析其中的“新女性”形象，如《刻意挖掘当代中国女性的精神境界——电视剧<中国空姐>中的“女性意识”读解》[19]、《阅尽人间春色——电视连续剧<全家福>的女性形象》[20]、《近几年电视剧中女性意识管窥》[21]等文章。新女性形象的出现一定和某些现实性背景有关。这里所谓现实性背景，大约就包含了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对于自身命运的思考。事实上，女性重新发现自我和自身价值，找回失落了的女性性别，并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肯定女性本质，是一件令今日中国妇女非常激动的事。
但是同时，研究者也意识到这些电视剧的绝大部分都是由男性叙事完成的事实。也就是说，和女性在生活中或叙事中所表达的不同，男性叙事中的女性形象总是通过男人的眼睛看出来并用男人的话语说出来的。由此可见，女性形象在这里依然是被动地由男性话语支配的，依然没有摆脱被写的命运以及在两性关系格局中不平等的位置。
即使是在某些女性导演指导下的电视连续剧，也曲折的反映出了这一事实。《李少红电视剧女性意识两重性的文化学透视》一文对女导演李少红执导的三部电视连续剧《雷雨》、《大明宫词》和《橘子红了》进行了辨证的剖析：“人们常说,男人讲生存之道,女人写生命之真。悲叹人生的喜怒哀乐、婚姻爱情的酸甜苦辣是女性艺术家所钟爱的题材选择，这些题材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对社会的一种感受。”但是“对于女性应怎样,爱情是什么等,理性思考往往不够深入和充分。在表现自己的生存空间、人格体验时女性艺术家更多地把艺术当作心灵的释放,因此,她们的追求往往在感性的冲击下变得既虚幻又不坚定,其女性意识甚至不自觉地在公众意识的同化中消融。” [22]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电视剧在其叙事中对女性形象的新开拓，所表达的仍然是一种“女性重新拥有自身”的性别神话，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这种性别神话的广泛流传，有可能将“分量厚重的题材变成了通俗、言情的风月故事”，以温婉缠绵的所谓“女人味”掩盖或者忽略妇女的实际生存状况。
第三，对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文章虽然不多，但却很有分量，代表了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因此本文特地提出并加以评述。
1995年为了了解妇女在中国新闻媒介中的地位，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首次组织了对中国主要报纸头版版面的内容分析，分析的报纸为1992年12月份和1993年12月份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国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和《文汇报》。分析了这9家报纸1993年12月份的头版内容，统计结果是：《文汇报》有女性出现的报道最多，为17.6％，《中国日报》有女性出现的照片最多，为 44％，女性署名文章最多的也是《文汇报》，占34.1％，有女性出现的报道最少的仍为《经济参考报》，不足1％，《中国青年报》有女性出现的照片最少，不足1％，女性署名记者比例最低的是《人民日报》，为10％。[23]
1998年徐媛在《女性在新闻中的存在——关于八家主导报纸新闻版新闻的研究报告》中，通过研究八家全国发行的重要报纸的新闻报道,分析主导报纸中新闻人物（新闻参与者）,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描述当前我国主导报纸中有关女性报道的现状,包括与男性相比较报道的比例、年龄和社会身份分布、在被报道事件中的作用等,并用性别视角考察这些指标所反映的媒介现实中女性的比例是否合理和平衡、是否存在和强化角色陈规定型等现象,为促使新闻报道朝着有利于妇女发展的方向变化提供了依据。她指出，我国的主流媒介对女性的报道的问题主要是:“女性新闻人物出现较少,有关她们的职业/身份也不尽合理和平衡；社会性角色以男性为主、家庭性角色以女性为主；权威性角色男性垄断,女性滞留在传统性辅助性角色中。” [24]由新闻报道所反映出的媒介现实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女次”的性别角色分工,在客观上起着强化角色陈规定型的作用。
刘伯红运用性别观点,对部分报刊性与暴力内容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在这些报刊描写性与暴力的内容中,女性形象首当其冲地受到不同程度地歪曲和丑化,其负
面作用是确定无疑且显而易见的。她在文章结尾部分说道：“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色情暴力作品中女性形象大量成为新的卖点(女性形象的商业化)以及色情暴力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扭曲反映,就是这种深刻的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同时,对色情暴力作品的讨论和在这些问题上的女性主义呼声,也可能预示着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 [25]
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媒介中女性形象的研究，仅仅认识到媒介中女性形象被扭曲的事实是不够的，它在揭示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同时，同样对女性主义研究提出了更深入的要求。
2. 女性传者研究
这一类研究主要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种视角：关于中国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现状的探讨和关于中国妇女媒介的发展分析。
第一，宏观视角的样本文章多用调查数据作为论证基础，虽然数量不多，却具有相当的高度与说服力。
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课题组于1994年4月至1995年6月，在全国除台湾省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 《（推荐）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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