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关于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综述

它使得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清除了旧的思想，经过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也使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阶级属性实现了从资产阶级向工人知识分子的转化（注：谢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始末》，《党的文献》1997年第5期。）。这个观点所依存的最主要论据是从1951年9月30日到1952年10月26日一年多的时间里，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谈体会文章和各类统计材料以及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讲话。还有的研究者虽然也承认这场运动是成功的，但是与上面的论点相比，他们的论点显得更加的学术化，意识形态的味道要淡化得多，论证的过程也要合理一些。例如张舒屏认为思想改造运动“从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角度来看，让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自觉或被迫转换政治立场，无疑是必需且取得了极大成功的……这种由社会主导性政治力量对社会文化资源的强行整合，将在今后的年代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注：张舒屏：《思想改造运动：和风细雨中的苦涩》，《唯实》2000年11月。）对于思想改造运动的总体效果，还有的研究者在承认它的有限成功性（使得知识分子脱离自由状态，纳入行政机关体制之下成为非知识分子化的单位工作人员）的同时，强调“应该说，这样的改造在当时不是颇为‘有效的’了。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变迁并日益走向世界，过去那种以单位为纽带的体制，也被纳入了改革的范围。15年来的社会变迁，凝聚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血，这本身就说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知识分子的非知识分子化’）是不成功的。”（注：《东方》杂志，1994年第3期，第34页。）《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则从党发动思想改造运动是为了迫使知识分子成分就范，力求达到“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的目的的角度来衡量这场运动是否成功。依他的观点，思想改造运动会使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折，而党为了其政治控制与思想控制不受到威胁，同时又要保证正常地发展经济，就不得不在控制与放松之间走钢丝（注：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中文版，第228页。）。换句话说，这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不成功的。
　　要充分评价这场运动的总体效果，我认为这里主要应注意3个问题：其一、学术研究不等于政治宣传；其二、特定语境和政治环境不能忽视；其三、正面和负面的史料都应重视。
　　　　四、思想改造运动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之影响
　　应当说，建国初的这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次才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从它的发动目的，到它的运动方式，乃至它的主导思想无不在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所以它反过来必然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考虑到诸多因素，大多数研究者们对于这个问题只是稍稍涉及或者干脆便全盘照抄文件讲话，较有新意的论点不太多。本文择要选取几种代表观点列举如下：
　　朱地通过引用毛泽东的话，认为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始终摇摆不定，但至少在1957年左右它大大增强了毛泽东发动“开门整风”的信心（注：朱地：《对建国初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历史考察——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观点》，《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1998年5月。）。言外之意便是，这场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50年代前后知识分子政策的连贯性，它使得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政治力量的整合已经一步步被纳入了中国共产党权力体制。谢泳先生通过对大量自由知识分子的个案分析，认为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依附性的形成（完全被纳入单位制），思想上的自由传统必然会丧失。“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在不断的暗示中，对知识分子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久而久之，这压力便转换成一种内心的恐惧，逐渐地使他们最终放弃了传统知识分子做人做事的基本操守……”（注：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43页。）。于凤至先生对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过激行为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这些过激行为对当时及以后的政治文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他认为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转入“打虎”运动以后，人人“洗澡”过关的激烈方式被运用进来。他用大量的事实证明“洗澡”运动的执行是简单的、粗暴的，很多学者、专家、作家在运动中被侮辱、被攻击。在以后的“反右派”和文革中出现的“空前的、奇特的、惊人的政治与社会现象”与“洗澡”运动中的粗暴简单不无关系。他还对运动中青年学生被动员起来斗争老师的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洗澡”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第一次自觉地、有组织地利用青年学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服务。”（注：于凤至著：《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15页。）王宪明指出，到思想改造的最后阶段“进行体制改革和加强共产党的组织、宣传、教育系统的建设就是必然的结果”（注：郑惠、林蕴晖、赵焱主编：《五十年国事纪要》（文化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80页。）。它所产生的最重要影响便是，通过在学校中建立政治思想工作制度使得党的力量深入到教育系统的基层，教育阵地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以求其革命纯洁性的保持。
　　总而言之，对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在国史和党史研究中都未充分地展开，相对同时期的诸多事件和运动来说，它的研究毫无疑问是很薄弱的，这和它在当代中国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符。关于它的研究应当具有更广阔的空间，不仅上述的研究领域还应当深掘，其他的研究领域也可以进一步开拓。尤其是对这场运动的个案研究（如对深入到某一个具体地区、学校或单位的运动进行细微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另外，对思想改造运动与同时期发生的政治文化运动（如三反五反运动、镇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进行横向对比研究以及思想改造运动与其后的“反右派”运动、文革之间的延续性问题进行研究也具有很大的潜力，等等

《1990年代以来关于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综述(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