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关于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综述

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一直是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相关的论著和论文不断问世，学者的研究触角伸到了该领域的方方面面。尽管如此，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是存在了各种各样的不足，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便是在研究中出现的冷热不均现象，一些热点问题被过分爆炒（如50年代初中期的几次思想大批判以及后来的双百方针、反右运动等等），而另外一些很重要的事件并未予以充分的重视。本文所要关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便属于后者。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进入90年代以来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未超过10篇，主要有刘健清的《试论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1991年第5期）、谢莹的《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始末》（《党的文献》1997年第5期》、刘晓清的《五十年代初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心理变迁及原因》（《浙江学刊》1998年第5期）、张舒屏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风细雨中的苦涩》（《唯实》2000年11月）、胡逢清的《试论毛泽东关于思想改造运动的论述》（《广州大学学报》［综合版］2000年第5期）、朱地的《对建国初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历史考察——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观点》（《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1998年5月）等等。相关的论著更是凤毛麟角，专著在笔者的视野里没有发现，而大多数有关建国后知识分子的论著中，涉及建国初的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时也只是一笔带过，着墨不多。论述较为详细而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著作仅有3部，即于凤至的《改造——1949年至1957年的知识分子》（“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三部曲之一”，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林蕴晖等的《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中文版）。下文将对在该问题研究中出现的主要观点作一简短的综述。
　　　　一、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动及其原因
　　关于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动，没有较大分歧。大家一致认为1951年的秋天是这场运动的开始时间，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51年9月以马寅初领衔的北京大学12名著名教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在北大教师中开展政治学习运动。作为响应，周恩来总理于9月29日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将北大的经验推广到京津地区高校，继而全国响应。虽然，知识分子的学习和思想改造工作从建国后便开始了，但是直到1951年的秋天，这场在新政府主导之下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全国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才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对思想改造运动开展原因的研究，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国内的主流观点基本上是尽量地来为这场运动爆发的必要性作诠释，他们所引用的材料一般是公开发表的时论、领导人讲话、改造典型的公开表白等等。持论者大多从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延续性以及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环境的不适应来进行论述。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是十分珍惜和十分重视的”（注：林蕴晖、范守信、张弓著：《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13页。），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身上不可避免的会带有许多旧的东西，这些东西和新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一方面，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很重要，另一方面，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立场和世界观上与新政权又存在不一致，这种矛盾使得中国共产党对建国初的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种既争取团结他们又向他们提出学习改造的任务。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相关讲话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公报、社论在文章中被反复的使用，尤其是毛泽东的一些讲话，如“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页。）更是成为文章中的经典性引文。政府公报和领导人讲话并不是不能被引用，但是学术观点的形成决不能仅凭对于这些材料的表面解说而不去挖掘它们的深层次内涵和特定语境。于凤至在对于史料进行特定语境的分析之后，得出了一种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由毛泽东发动的，他的目的是彻底净化知识分子的思想，建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统天下”（注：于凤至著：《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08页。）。《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观点也很相似，作者认为思想改造运动“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国共产党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注：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中文版，第89页。），以“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注：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中文版，第92页。）。另外，在对史料的运用问题上，持前一观点者大量使用官方的正面材料，对于民间材料、负面材料往往是一笔带过或者根本不提及，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则刚好相反。
　　　　二、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
　　1951年9月到1952年秋的这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有一个在全国逐步展开直至达到高潮的过程。1951年9月7日北大马寅初校长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到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以现身说法推动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再到11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是这场运动的第一阶段，运动主要在教育界展开，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整风学习动员大会，12月8日中国科学院举行思想改造学习动员大会，1952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召开第34次会议，会上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至此为运动的第二阶段，到这时，普及到全国各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才轰轰烈烈地展开来了。1952年1月，三反运动在全国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第二阶段尚未完成即按中央的指示转入“三反”，和三反运动的结合使得思想改造运动进入第三阶段。关于运动三个阶段的划分，学术界基本上没有不同意见。
　　关于运动的具体方式，大多数的研究者并未充分地展开来。其中，王宪明的研究较为具体，他指出“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之初，各地对运动阶段及各阶段内容的划分不完全一致”。他还进一步指出京津地区高校学习划分为5个阶段；重庆等地学校的改造则分为3个单元；“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全国政协的指示和各地的实际做法和内容看，这场运动由三个阶段组成：一、动员学习；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组织清理总结。”（注：郑惠、林蕴晖、赵焱主编：《五十年国事纪要》（文化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71页。）王宪明对3个阶段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分析。于凤至先生认为思想改造运动的方式是人人“洗澡”过关，它的特征便是“要求知识分子根据他职位高低、名声大小、‘错误’轻重，在规模不同的群众集会上公开地、反复地做自我检讨，接受群众批评，‘洗’去身上的污垢，最后由群众决定是否过关。”（注：于凤至著：《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14页。）笑蜀说“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自我否

定。”而所有自我检讨则是千篇一律的“三段式”：“挖掘旧我——全盘否定旧我——宣誓与旧我决裂、塑造新我。”（注：笑蜀：《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载于“世纪中国”网站：http：//www.csdn618.com.cn。）
　　　　三、对思想改造运动总体效果的评价
　　这是问题争论的焦点之所在。对于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是否是成功的，研究者的观点分野很明显。一部分研究者通过对官方公开材料的引用和诠释，认为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也是完全成功的（当然他们通常也会对运动中的失误及运动的消极后果作一简短的注脚，可是这种注脚往往由于其千篇一律的形式化而显得那么的苍白）。他们认为“经过思想改造，在知识分子中基本上清除了反动的政治思想影响，开始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注：廖盖隆、庄浦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44页。）。谢莹认为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是“十分必要，非常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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