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反思

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移民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全球一体化逻辑与传统主义、本土主义以及后帝国主义民族文化的精神律令颇多抵触。凡此种种，无不与英文研究有关。英文研究从一开始就专注于民族起源的合法性问题，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焦虑，担心自己原来是个杂种民族。由于想到这样一份响当当的遗产，所以情不自禁地把现代英文研究朝后推到盎格鲁—萨克逊时代，那时侯还有粗犷的大丈夫生机。但这也是有问题的：我们真的希望像从前那样茹毛饮血、“充满”生机吗？“种族性”并不是通过综合技术才进入英国文学研究之中，它一开始就占据着根本的位置，这是我们父辈们的种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结果。
     在20世纪头几十年，英文研究在面对世界性的现代主义的挑战时，以昔日帝国的国际主义作为回应，以全球为驰骋的疆域，以本土为安全的中心。这种信心十足的霸权也包含着自我解构的种子。因为利维斯的英文研究所持的意识形态至少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看出民族语言的丰富表现和独一无二的英国经验方式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这种殖民或后殖民写作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打进了一个危险的楔子，使这个民族的言语脱离了民族的本体。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人的话语明显处于多元状态，由于人的定义本来要求人具有单一的本质，所以这种多元状况实际上愈发让人难堪。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匪夷所思地政治化了，不再是成千上万个像我们这样在政治上无关紧要的小卒子们所追求的奥秘了。60年代后期以来，所谓的人文学科无疑第一次在西方成了进行激烈政治抗争的竞技场，而文学研究向来就是人文学科的前哨。这在一定程度是一种话语移植，另人沮丧地表征了我们时代的特点，但是它的确证明了我们经受的危机是一种特定文化的危机。如果说文学在今天是重要的，那是因为人们认为文学以形象和感性的独特形式活生生地体现了基本的和普遍的人性，我们生活于其下的统治制度既需要这样的文学观念，又使它聚讼纷纭。文学使我们体察入微地亲近了母语，也因此亲近了她的客观对应物——那个抽象的政治统一物，我们作为形式上平等的国家公民共享此物。显然，作为社会主义者的伊格尔顿相信有共同人性，但他不把人性看作一种可以直觉到的固有物，而是看作一个有待完成的政治任务。但是对于观点相异的那些人来说，当前对这种文学意识形态提出的挑战具有不言而喻的警示意义。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经停止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判定价值。如果连审美活动都不能阐释价值，那么，在一个滚滚堕落的社会里还能往何处去？无疑由于这个原因，在深奥晦涩的文学理论上展开了一场像病毒一样可怕的混战，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文明的死亡。这场争斗的关键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历史反讽，资本主义制度的前进逐步削弱了自身的形而上理论依据。
     像迄今为止的许多人类社会一样，资本主义统治制度需要求助于某种超验价值为其行为签名放行，但是据哈贝马斯的观点，这些寻求合理化和世俗化的社会制度必然使自身的形而上基础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动摇，一只手制造的神秘性被另一只手拆除了。基础和上层建筑、商品生产和精神法度也因此令人难堪地彼此不合。莎士比亚仍然体现着永恒的价值，但原因是如果没有万全保险公司的支持赞助，你就无法制作他的作品。后现代主义从恩师尼采那里得到提示，为走出绝境指出了一条大胆的途径：忘掉本体论的依据和形而上的清规戒律，承认上帝——或上层建筑——已经死了，至于自己的价值，就在自己的实际行动当中，就在那个

无限增殖的冲突和主宰之网上，尼采名之曰权力意志。这种策略指望消除发达资本主义的行为矛盾——事实和价值、修辞和现实、实际行动和口头言说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这些矛盾本身是造成意识形态不稳定的根源。但是这样做的确需要资本主义制度付出太大的代价，要求它忘记文化不仅反映社会实践，而且使社会实践合法化。文化绝不会从我们的实际行动中自己生发出来，否则，我们最后会得到一些最坏的价值。文化必须使实践活动理想化，予它们以形而上的支持。然而，商品形式越是抹平价值等级，将多种多样的生活形式不分青红皂白地混成一团，使超验领域变得空空如也，就越会掏空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威所必需的象征资源。
     这一矛盾几乎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每个层面上都可以看到。现在的情况是，文化越来越难以胜任它那一贯的调和作用，而这个社会的英国文学研究恰恰以文化的调和作用为基础。理由很明显，只要这种文化观念力图调解的是物质性的矛盾冲突，如战争、阶级斗争、社会不公等，那么作为调和尘世纷争的更高形式的文化概念就会有一点微弱的说服力。但是，一旦这些争执也成了文化的东西，调和的力量就越来越小。因为文化现在显然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文化是战场，而不是可以弥合差异的奥林匹亚神台。传统的文化概念不啻于听到了一个噩耗，占据过去几十年主要政治议程的少数民族、性别、革命民族主义等矛盾冲突现在成了一些语言、价值、身份以及经验的问题。这些政治思潮认为，文化就是拒斥或加强，赞赏或弹压，确定或否定。文化要么是尽情挥舞的无敌剑，要么是受到唾弃的强横之物，要么把它作为身份的徽章而孜孜以求，要么对它坚决抵制，认为它顶多只会说你没文化，以前和以后永远都不会有文化。这一切的确不可思议，因为文化不仅被认为与权力没有任何瓜葛，甚或是权力的对头。在雪莱和丁尼生之间的某个地方，重新设定了诗与政治、审美与制度的互相对立，前者的亲切感化的深刻与后者的另人讨厌的抽象是直觉地相对立的。就是说，构建文学的理论方法是相互抵触的。在勃克和潘恩的论战中，批评家和知识分子、英国特色和大陆特性、抒情的邓恩和革命的弥尔顿、感性直觉和人最重要的智慧都胜利了。这种彻底异化的书写理论在当时随时准备向理论开火，因为理论就像所有这类对立面一样，使保守者不再享有不说出自己的名字的特权，但是这种书写理论现在却成了人类心灵自发的一种肯定方式。
     然而正在颠覆传统文化的并不是它的左翼，而是右翼，不是批评家在颠覆这一系统，而是这一系统的守护人。正像布莱希特说过的那样，激进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他的同道本雅明补充说，革命并不是失控的火车，而是一次紧急制动。资本主义使每一个价值都成了疑问，使熟悉的生活形式分崩消解，使一切坚实的东西化成空气或肥皂剧。但是资本主义难以承受这样的根本性革命所带来的焦虑感、怀旧感和灭绝感，需要某种称为文化的东西来呵护它，而它一直全力削弱的也正是这文化。文化更加零散、折中、通俗、世界化，这是符合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的文化，但根本不是阿诺德期盼的文化，而且活灵活现地羞辱了阿诺德为文化确定的前提。接着，后现代主义把这种矛盾简单地颠倒过来，企图用异质性来拆解该文化系统形而上和独白的方面。这种毛糙的理论使商品形式在反对精英主义的名义之下轻松地获得了签字。其实，这种理论比任何精英主义都更加盛气凌人，比任何学院派头都更加孤高冷漠，它不负责任地为市场制度呐喊助兴，但是对平民百姓来说，市场却使他们无家可归，无业可就，并不曾引起什么来去不定的力比多冲力；从全球的情况来看，市场引来战争，把世界变成了大厨房。人们也许会说，这种“激进主义”使一切反动都瘫痪了，所以必然要引起反动，这就叫相克相生的辩证法。
     伊格尔顿以上所说的文化危机，其实是指我们所遭逢到的更深层的危险。因为男人女人们并不单靠文化活着；就文化的更窄意义而言，大部分的男男女女的生活与文化沾不上边。激进的文化理论家们有许多过错，但是他们之中似乎没有妄自尊大者，正是唯物主义使我们懂得，在任何深刻的社会变革进程中，不能把自己放在中心位置。看看昔日的后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在降服南方的事业中证明自己是可以长远合作的可靠伙伴，看看这些国家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创伤性插入是否会真的引起分裂，以至于不得不经常用枪炮来保护自己。这些事情都与文学经典无关。这些问题的中心不是文化，但文化绝不在这些问题的边缘。因为研究人类文化就是研究这些世界历史问题如何表现为生活经验的形式，如何穿过能指的行列呈现为象征意义。就此而言，文化研究与其说关注自身的生存和繁荣最需要的东西，不如说它关注最独特的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剩余和超出的东西，无法用严格的物质尺度来衡量。但是自我僭越和自我超越恰恰是衡量人性的尺度。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反思(第5页)》